新型城鎮化是農村轉移勞動力市民化的城鎮化；是生活質量提升、人居環境優化的城鎮化；是醫療、教育、養老、失業救濟等方面與城市人口享受平等權利的城鎮化；是賦予外來落戶人口完全“市民權”的城鎮化。目前，我國已經進入人均GDP3000-6000美元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該階段是社會保障發展的“黃金時期”，特別是在新型城鎮化的戰略指導下，社會保障領域的投資與需求巨大。
新型城鎮化，顧名思義，區別于傳統城鎮化，是指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經濟高效、社會和諧、城鄉互促共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個性鮮明的城鎮化。新型城鎮化的一個鮮明內涵就是轉移勞動力市民化的城鎮化。只有勞動力的非農業化和勞動力的空間轉移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僅有人口的集聚和產業的優化而沒有生活質量的提升、人居環境的優化也稱不上高質量的城鎮化。要改革城鎮人口社會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居住地登記體制，讓外來常住人口在醫療、教育、養老、失業救濟等方面與城市人口享受平等的權利，賦予外來落戶人口以完全的“市民權”。
社會保障是各國政府的一項重要社會職能。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社會保障支出在國民收入和公共財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也越來越大。目前，我國已經進入人均GDP3000-6000美元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該階段是社會保障發展的“黃金時期”，特別是在積極推動新型城鎮化的戰略指導下，社會保障領域的投資領域巨大。
社會保障支出作為社會收入再分配的一個主要途徑，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也是政府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手段，影響整個社會的安定和發展。然而，我國的社會保障支出總量一直相對不足。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家財政中的社會保障支出雖總量不斷增加，但與GDP的相對增加量基本保持不變。自2000年至2007年，我國的社會保障支出從1517.9億增長至11109.4億，絕對數量有了很大的增長，但由于GDP水平同時在快速增長，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比重一直較低，甚至在近兩年出現了小幅下降的趨勢。若將社會保障支出與行政管理支出對比可發現，用于社會保障的財政支出遠遠不及行政管理費用高。并且，這之間的差距在不斷地擴大。
我國社會保障支出總量不足這一事實還可通過與其他國家對比發現。我國自2006年起，人均GDP超過了2000美元，已達到了中等以上發展中國家的水平。然而，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卻遠沒有達到相應的水平。以1980年的中等以上發展中國家哥斯達黎加為例，1980年，哥斯達黎加的社會保障支出達到了在人均生產總值中占30.80%的水平。我國當前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尚不如八十年代的中等以上發展中國家，更不用說是社會保障支出比例高達40%的各發達國家了。可見我國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是很低的。
人均GDP3000-6000美元發展階段，我國社會保障支出水平與其他國家相比明顯偏低。社會保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及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作為衡量社會保障支出水平的主要指標。經濟增長是增進社會公平、改善人民福利的基本條件，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逐步提高是這一階段的普遍趨勢。
1960年至1980年，各國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都大幅提高。如法國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從1960年的13.4%增加到1980年的21.1%；日本從5.8%增加到10.2%；英國從13.9%增加到17.9%；美國從10.3%增加到13.3%。2000年以來，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穩定在4%左右，與發達國家1980年甚至1960年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相比，明顯較低。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社會保障總體支出水平上的差距主要不是因為微觀保障水平的差距，而是社會保障特別是社會保險制度覆蓋面較小等原因造成的。具體到已被社會保障制度覆蓋的個體，他們所享受的保障水平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比并不低，實際上，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養老金替代率甚至高于多數OECD國家。
我國基本養老金替代率2005年約為65%，而1980年的日本為54%，德國為49%，美國為44%，瑞士為37%，加拿大為33%，丹麥為30%(瑞典、奧地利、意大利等較高，接近70%)。
與微觀保障水平所對應的微觀籌資水平在我國也不低，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等社會保險繳費率已經達到工資水平的40%左右。其中養老保險一項即高達28%，超過很多發達國家的繳費水平，如2005年美國和日本養老保險制度的稅(費)率分別為12.4%和14.3%，即使被作為福利國家典型的瑞典養老保險費率也只有18.5%。
從社會保障的對象看，社會保障應該是包括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在內的全民保障體系，“全民”不僅應當包括城鎮職工，也應當包括城鎮其他勞動者；不僅包括城鎮居民，也包括鄉村居民；不僅包括鄉村中有繳費能力的居民，也應包括暫無繳費能力的居民。這就意味著，社會保障應當是一種普惠制的公共政策。
目前而言，我國社會保障的發展水平距離全民覆蓋的目標還有很大差距。盡管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和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人數逐年增加，但是，到2011年底，城鎮基本養老保險的參保職工數只占到城鎮就業人員的58.6%、城鎮基本醫療保險的參保人數僅占城鎮人口的61.7%，并沒有實現“全覆蓋”。由于并沒有建立起強制性的針對城鎮地區靈活就業人員和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這部分人群參保率較低。
在農村地區，除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基本實現了全覆蓋以外，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并沒有在廣大農村地區普遍建立起來。可見，無論在城鎮還是在農村，仍有許多人被排除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目前的社會保障現狀與人人享有社會保障的目標還有較大距離。
如果簡單按照我國目前的人均國民收入對應的社會保障支出比例計算，假定至2020年我國財政支出年均增速為10%，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40%計算，到2020年，我國社會保障支出的總量約為93672億元，是2011年支出總量的8.4倍，年均增長27%，可見我國社會保障支出未來投資空間極為廣闊。
失業保險方面：中國失業保險制度是伴隨著國有企業勞動用工制度的改革而產生的，隨著農民工進程和教育制度改革造成的大學生失業現象加劇，我國失業保險的品種和覆蓋范圍有所擴展，但仍存在著覆蓋范圍窄、規模小、企業和政府負擔比例失衡等問題。
大學生失業問題嚴峻。隨著教育體制改革，中國的高等教育供給與人才市場需求嚴重脫節導致大學生就業形勢日趨嚴峻。自2003年以來中國大學畢業生人數激增，每年有20%－30%的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出現大批失業現象。另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10年7月發布的《2010年第二季度部分城市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市場供求狀況分析》顯示，2010年第二季度進入市場的求職者中，新成長失業青年比第一季度和2009年同期均有較大幅度增長，其中應屆高校畢業生增長幅度最大。自2006年以來中國政府實施大學生失業登記制度，對無法就業且生活困難的畢業生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但現實中并未很好發揮作用。
農民工對失業保險需求潛力較大。本文利用2009-2010年河北省的調統數據來了解我國農民工失業保險的現狀和未來需求。調查數據顯示，農民工總失業比率為66.44%，即有過失業經歷的人數所占比例較高。從農民工所從事的行業狀況及人數比例情況來看，制造業占27.16%，建筑業占23.14%，餐飲住宿業占14.15%，批發零售占16.18%，居民服務占15.15%。這些行業所處勞動力市場特征是:技術要求低，就業門檻低，相應的勞動力供給充足，競爭激烈，因而失業率高是必然的。失業后52%的農民工依靠個人積蓄渡過難關，36%的農民工通過家庭援助獲取生活保障，而依靠失業補助金的比例僅為1.6%。這說明農民工失業后的生活保障主要表現為自我保障與家庭保障。
社會失業保險覆蓋的農民工比例微乎其微。在失業后的再就業問題上，統計分析表明，25-33歲、43歲以上的兩類農民工失業比率較高，但情況有所不同:34歲以下的年輕農民工主要是3個月以內的短期失業；而34歲以上尤其是43歲以上的農民工主要表現為3個月以上的中長期失業。這一結論與調查中所獲取的現實情況相符:34歲以下的年輕農民工雖然失業比率較大但由于年富力強相對容易再就業所以失業時間相對較短；而年齡在43歲以上的農民工普遍勞動技能低下且年齡偏大一旦失業再就業難度較大。農民工群體對失業保險制度具有強烈的潛在需求。
養老保險方面：從養老保險標準的范圍看，大多數國家養老保險標準包括老年生活保障、殘疾保障和遺屬撫恤保障三種津貼，而中國是少數幾個養老保險只包括老年保障的國家之一。
我國農村養老仍以家庭養老為主。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采取的是農民自愿的原則，即鼓勵具備投保條件的農民參加社會養老保險。因而，農村經濟不發達地區和沒有能力投保的貧困農村居民基本上沒有被覆蓋到。截至2008年底，全國1995個縣，7834萬農民參保，還不到應該參保農民總數的11%。
“老農保”規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繳費標準為2元至20元十個檔次，并允許農民自愿參保和選擇繳費標準。其結果是，在當時農村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普遍低的情況下，大多數農民要么選擇較低檔次的繳費標準，要么不參保。從而導致“老農保”面臨養老金保障水平過低的現實。
調查統計數據現實，在開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村子中，有37.08%的被調查或者其家人沒有參保，對其沒有參保的原因進行調查發現，33.83%的人認為是因為養老金保障水平過低，28.64%的人認為是沒有錢，15.31%的人認為是政策靠不牢，13.09%的人認為是不了解保險內容，只有9.14%的人認為是有兒女沒有必要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
所以，我國農村老年人的基本養老方式仍然是以子女養老為主，靠勞動收入自養次之，社會供養的比例較低。在被調查農戶中子女養老方式有1090人占被調查農戶總數的63%；自己養老的有446人，占被調查總數的25%；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人數僅占3%。近年來，雖然農村老年人的經濟來源有所變化，社會供養的比例有所提高，但仍然是以家庭養老為主。
未來我國養老基金缺口較大。按照聯合國通用的標準，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在1964年前后屬于年輕型，約至1982年轉向成年型，1990-2000年屬于向老年型轉變時期。2000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10.1%；2008年，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12.0%；據測算，到2020年，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屆時總人口的比重將超過16.0%。在人均消費水平逐年增長的前提下，隨著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特征的逐步強化，我國的養老保障需求規模將不斷擴大。僅養老保險基金支出一項就從1997年的1251.3億元增長至2008年的7390億元，增長了490.59%；據預測，至2075年，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缺口將累計達到9.15萬億元。
醫療保障方面：中國在改善人口健康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在過去的10年間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與此同時，人口老齡化也對中國醫療服務體系提出了新的挑戰。根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中國65歲以上人口已經達到8811萬，占總人口的7%。老齡化對健康和醫療的影響極其顯著。
一方面，老人由于生理機能衰退和抵抗能力下降，患病率和發病率明顯增加，這必然導致對醫療服務需求的顯著增加。研究文獻顯示，65歲以上人口的人均醫療費用大約是65歲以下人口的3—5倍。另一方面，老人的慢性病率增加，通常是總人口的2—3倍，這使老人的醫療服務需求比一般人群高很多。
根據全美醫療服務調查，2005年一般人群人均醫療服務開支為3366美元，65歲以上人群人均開支近15000美元，是前者的4倍多。中國的情形有所不同，雖然老人的服務利用也比一般人群高，但開支比要低很多，約為1.6倍左右，近期的國務院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調查顯示，65歲以上老人的次均門診費用為1811元，一般人群的次均門診費用為958元。
盡管醫療保障覆蓋率較高，但是從醫療費用的負擔情況看，我國遠遠低于同等平均收入水平的國家。無論在城鎮還是農村，有醫療保障的老人家庭醫療負擔都在全自費負擔的65%以下。公費醫療和城鎮醫保的作用最為明顯，有公費醫療的老人家庭醫療負擔低于30%左右；城鎮和農村的有城鎮醫保的家庭醫療負擔分別在30%和45%左右。公費醫療和城鎮醫保支付方式分別為5.38%、5.73%，合作醫療僅為0.94%。隨著年齡增大，醫療保障程度下降。數據分析還表明，農村中75%以上老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障，城鎮中46%以上老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障。
一般而言，老齡化、保險制度和新技術的應用是影響醫療需求的三大決定因素。根據中國的老齡化趨勢預測，在醫療服務價格不變的情況下，人口老齡化導致醫療費用負擔每年將以1.54%的速度遞增，未來15年因人口老齡化造成的醫療費用負擔比目前增加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