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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城鎮化的好處顯而易見。它可以將一部分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中來，按照中國社科院近日發布的2012城市競爭力藍皮書測算，如果以常住人口計，中國目前的城市化率約50%，如果按照發達國家城市（鎮）化率一般水平的80%，則中國仍可以向城鎮轉移人口3.9億人。如果以人均15平方米的居住面積而言，以每平方米3000元的居住和公共配套成本來測算，可拉動17.5萬億元的基建，這還沒有將開發商的利潤算進去。如果再考慮到通貨膨脹的因素，有測算稱10年將推動40萬億元的投資，也并非天方夜譚。
城鎮化的另一個好處是，其操作較為輕車熟路，阻力較小。在多年的城市化運作之后，以政府為投資主體、以土地招拍掛及房地產為主要開發模式，是地方政府所熟悉也樂意推進的；房地產商樂于跟進，可將房地產開發由一二三線城市向四五線小城鎮推進；大量的農民進入城鎮，為農村土地的兼并重組創造了條件，也是一直以來呼吁土地流轉者所希望看到的。
然而，任何一件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有利就有弊，對于城鎮化具體操作中可能存在的弊端，決策層也應有清醒的認識，以趨利避害。筆者以為以下操作問題需要深入思考，妥善解決：
第一，城鎮化的投資從哪里來？此前城市化的投資有幾個源頭：1.中國把握了世界工廠機遇，各國投資中國制造，形成了巨大的投資來源；2.確定市場經濟，鼓勵私有民營企業發展，民營經濟滾動發展積累的財富加以投資；3.土地招拍掛制度推高了土地價格，房地產商預售賣房從城市居民手中取得積累的國民財富，并向商業銀行借款投資；4.在2008年底以來的救市大投資中，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向國開行和商業銀行借了大量款項投資。
但現在城鎮化的融資相比之下要困難得多：1.全球經濟一體化正進入反向周期，隨著美國再工業化，推動TPP尋求對中國進口替代，以及貿易保護壁壘增加，國際貿易成本大增，國際投資正在逆轉；2.自2005年7月人民幣升值以來，人民幣已經升值了35%，土地勞動力價格、原材料價格、各種稅費大幅上漲，加上貿易壁壘增加，外需下降，中國民營經濟正面臨30年來最大的生存危機；3.與城市居民相比，農民的財富積累非常有限，即使繼續采取土地招拍掛制度，他們也很難支付得起高房價，況且他們在農村原來有住房；4.經過前一輪的4萬億元救市，地方融資平臺已經債臺高壘，地方政府的負債率普遍不低于70%，據財政部專家賈康2011年10月披露，當時已有近20%的市級政府和3%的縣級政府負債率超過100%。
第二，如果讓縣鄉政府官員作為推進城鎮化的主體，會不會造成縣鄉行政權力擴張，激化與村級組織和村民的矛盾？如果城鎮化是以提供更好的就業、醫療、教育和生活環境，使得農民能夠切實感受到居住在城鎮的幸福感，讓農民自由選擇是否遷徙到城鎮，這樣的城鎮化肯定是好事。但值得疑慮的是，在縣鄉政府沒有足夠投資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的情況下，在城鎮不能提供更有效就業崗位的情況下，縣鄉的城鎮化相當可能演化為簡單粗暴的強制行為，比如強行圈趕農民進入城鎮，或者取消農村的小學、強迫進城農民接受高價房等。假如這一矛盾沒法得到緩沖，一旦爆發將非常尖銳。
第三，如果城鎮化將農民引入城鎮，如何保障農業生產不受影響？如何保證不演繹出私有大農莊，進一步擴大農村的貧富差距？大量農民失地進入城市，如何保證其不成為無業盲流，使得中國墮入拉美化陷阱？
在農村分田到戶30年后，其副作用也正日益明顯：農田基本建設大多荒廢，農業靠天吃飯愈加嚴重，更不要說集約化和高科技綠色農業了。而如果實現集約農業，現在有兩條截然相悖的思路：一條是建立私有大農莊的思路，土地流轉，將土地集中到少數人手中，進而實現集約；二是建立股份制的集體農莊，農民以土地入股分紅，也可作為雇工獲得勞動收入。私有大農莊就是拉美國家曾經走過的路，結果導致了農村的嚴重貧富分化，大量的農民被迫流入城鎮，在貧民窟艱難求生。后者是本人認為中國應該走的道路，它可以和村長直選制度相輔相成，成為中國農村再組織化的重要內容。
簡言之，要想成功推進城鎮化，使城鎮化形成良性循環，就需要對上述三個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和調研，找到具體可操作的舉措，避免其弊端。否則，不僅預設目標無法達成，更可能導致矛盾叢生。
進一步來說，尋求中國經濟的新的增長動力，改革的確是最大的紅利，而這個改革要從現實最顯著的問題入手：1.既得利益不斷擴張，占用的社會資源越來越多；2.土地礦產資源的收益應通過改革對全民進行更合理分配；3.金融、教育、醫療還存在壟斷，成本很高、效率低下，應當向市場開放；4.交易所必須打破官本位，回歸真正的市場本位，從而使之成為真正提升生產力、促進美麗中國建設的發動機。
一言以蔽之，推動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城鎮化固然是一個選項，但真正競爭力的再造，必須靠上述改革攻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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