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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是支持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大潛在內需和持久增長動力。推進城鎮化的關鍵是要解決兩大問題，一是人往哪兒去？二是錢從哪兒來？健康的城鎮化，要兩條腿走路：在發展大城市群推進城市化的同時，做大縣城發展農村城鎮化，實現城鎮化均衡發展。
城鎮化只有均衡，才能健康可持續。十八大報告提出了以“四化同步”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新觀點，即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村現代化同步發展。城鎮化這件好事要辦好，實現“四化同步”，要做好“五防”。
一是防城鎮化“拉美式陷阱”，避免脫離產業基礎的“過度城鎮化”。2000年，巴西的城鎮化率就已經超過了80%，但是過度的城鎮化也帶了很多問題，里約貧民窟里居住的人口超過200萬人。我國在城鎮化的進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城鎮化與產業發展脫節的現象。還有一些地方出現了“農民被上樓”的運動。無數的農民正在“被住進”集中建設的樓房，農民的生活方式城鎮化了，但農民的生產方式卻沒有城鎮化；農民上樓了，但農民的雞、狗、羊等卻不能上樓。農民沒錢交衛生費、物業費等，“被上樓”的農民寧可睡在羊圈里也不睡在樓房里。這些都是城鎮化嚴重失衡的表現。
二是防城鎮化快而不優，避免“有速度無質量”的城鎮化。近來有地方片面理解城鎮化，采取行政手段，最大限度地促使農民“上樓”，征用農地，使得人口快速城鎮化、土地高速非農化。這種對待農村城鎮化“大干快上”的做法，缺乏冷靜思考、科學抉擇和合理規劃，違背了經濟發展規律，很可能欲速而不達。何為新型城鎮化？新型城鎮化不應是鋼筋混凝土的簡單堆砌，而應是農民市民化的轉型；不應是城鄉二元結構的割裂，而應是城市生活方式向農村的推進；不應是工業化被動牽引下的人口“候鳥式”的遷移，而應是家庭式移民和農民工回歸推動工業產業布局的重構；不應是以環境污染為代價，而應是打造綠色生態和智能科技的新宜居城市。
三是防止在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工過度邊緣化，避免“半城鎮化”過高的社會代價。當前我國大量的農民工實現了地域轉移和職業轉換，但還沒有實現身份和轉變，是一種“半城鎮化”。雖然目前我國城鎮化率已達51.27%，但城鎮戶籍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卻只有約38%，這意味著近2億生活在城鎮里的人沒有城鎮戶口及享有城鎮居民待遇。大量的“鐘擺式”和“候鳥型”人口流動造成了巨大的社會代價。
四是防過度利用“土地紅利”，謹防“城鎮化”變成“房地產化”，避免過高地價推高房價。當前我國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體制不合理，體制上大量事權下移，但財權上移，導致地方財力與事權嚴重不匹配，不得不依賴土地財政。過度依賴“土地紅利”和地方政府“土地財政”一方面形成了城市“征地-賣地-收益”的粗放式土地經營模式，造成了土地資源的極大浪費，另一方面推高了房價，加劇房地產泡沫化，透支居民消費能力，制約了城鎮化可持續發展。
五是防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避免特大城市人口過度膨脹。目前，我國一些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日益凸顯，農村流動人口過度集中于大城市帶來交通堵塞、環境污染、城市貧富兩極分化等困擾。未來緩解“大城市病”的關鍵是走均衡城鎮化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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