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準確判斷目前形勢和發展趨勢，關系到我們能否抓住稍縱即逝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實現十八大提出的發展目標。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室主任張曉晶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表示，解決矛盾的出路在于改革，改革是中國未來增長的關鍵。
《經濟參考報》：許多人認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期已經過去，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張曉晶：快速增長的經濟體無法擺脫減速的命運，經驗考察確乎揭示了這一“鐵律”。但有時候，歷史經驗并不能簡單外推，因為理論預測往往落后于現實發展。
目前來看，認為未來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會下降的觀點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基于“三大要素”，一種是基于“三大紅利”。
“要素說”主要是從資本、勞動、技術三大生產要素來分析，認為中國未來的潛在增長率會下降。
第一，資本要素。高儲蓄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改變，但隨著發展方式轉變以及擴大消費成為主導，特別是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高儲蓄的水平將不如以前，資本供應會減少。
第二，勞動要素。盡管目前勞動力資源還較為豐富，但勞動年齡人口會在未來三五年出現下降，勞動力對增長的貢獻也在減少，而在人口結構方面的少子化和老齡化則使得未來勞動力供應問題更為嚴重。
第三，技術要素。經合組織國家發展的歷史經驗證明，隨著制造業向服務業的產業轉移，勞動生產率的增速會有所放緩。隨著中國逐步走向技術前沿，趕超效應減弱，中國不再是完全的跟隨者，而要成為創新者，這樣的角色轉換導致技術進步放緩。
“紅利說”是基于改革紅利、全球化紅利、人口紅利的分析。
第一，改革紅利。首先，第一輪改革的收益在過去30年增長中體現得差不多了，繼續增長需要新的改革推動。其次，前30年的改革更多是增量改革，改革的阻力小；而后30年的改革更多是存量改革，改革阻力大，尤其是會觸及集團利益。因此，改革紅利在下降。
第二，全球化紅利。中國的增長得益于改革，也得益于開放，特別是遇上了全球化的黃金時代。不過本輪國際金融危機重創發達經濟體，貿易保護甚至“去全球化”抬頭，這使得依賴外需從而獲得傳統的全球化紅利的時代將走向終結。
第三，人口紅利。正如前面提到的，隨著勞動年齡人口增速放緩直至下降，勞動力對于增長的推動在減弱，甚至是負貢獻，人口紅利逐步消失。
《經濟參考報》：您認為應如何挖掘新的紅利？
張曉晶：首先，我認為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并不是生產率的災難。不少研究結果稱，中國的城市化推進以及服務業發展必然會導致整個經濟經歷生產率下滑的過程，上世紀70年代西方的滯脹危機就是前車之鑒。但是，近來的國際研究顯示，服務業發展不再是生產率的災難。目前中國的服務業生產率低下，與各方面的管制有關，包括價格管制、準入管制等。因此，通過放松管制，打破壟斷，將促進中國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同時大大促進服務業生產率的提高。
其次，標準定義的人口紅利在不斷消失，但通過數量與質量的提升，將會獲得新的人口紅利。所謂“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一些學者認為中國人口紅利到2015年就結束了，但與之不同的是，已有國外學者采用勞動人口而不是勞動年齡人口來衡量實際的人口紅利。在這里，勞動人口是通過構造不同年齡—性別組的勞動參與率，加總獲得全社會的勞動人口總量。比如，延長退休年齡就能夠提高老年組的勞動參與率，從而使得勞動力總量增加。
第三，傳統的全球化紅利在逐步消失，但通過參與全球治理和全球化規則的制定，將會產生新的全球化紅利。中國在既定的全球規則與分工體系下，依靠低成本優勢大量出口的傳統的全球化紅利正在逐步消失。不過，如果我們能夠積極參與到全球化規則的制定中，將會獲得新的紅利，這主要體現中國與國際在金融監管、貨幣體系改革、發展、安全、資源利用等規則層面上的互動。
《經濟參考報》：李克強最近提出改革開放是我國發展的最大“紅利”，您認為未來改革攻堅應從哪些方面入手？
張曉晶：我非常贊成改革開放是中國發展的最大紅利。改革的問題，歸根到底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我們既要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又要推進政府改革。市場化改革，主要是要素的市場化推進，這包括土地要素(土地制度改革)、資本要素(利率市場化以及資本市場發展)、勞動要素(戶籍制度改革，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等)。政府改革則是要做到有所為和有所不為。有所為是指政府要承擔屬于自己的責任，比如增加社會領域的投資、人力資本的投資，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在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方面發揮基礎性作用，使低收入人群也能獲得均等化的服務等等。有所不為是指政府要減少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特別是放松管制、打破壟斷、減少審批，提高經濟的效率。
當前，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核心是利益再分配，是打破既得利益關系的重重糾結。新一輪改革既需要頂層設計來統領，更需要勇氣和魄力來攻堅。如果能做到，中國經濟將煥發出巨大的活力，這對于增長的促進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