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貿需求的經濟增長紅利逐漸消失之時，城市化進程被廣泛認為是未來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被認為可以對經濟產生巨大的拉動作用，包括進一步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釋放、對城鎮房地產的需求以及消費的升級等。
在此筆者認為，應謹慎看待未來城市化對我國經濟的拉動作用，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數量、對城鎮房地產的需求，遠不是現有51%的城市化率反映出來的那樣潛力巨大，而消費的升級則更依賴于居民收入的提高和社會保障的健全，而不是城市化本身。
目前來看，我國未來宏觀經濟發展面臨著很大挑戰，世界經濟低迷導致外部需求嚴重不足，進出口每年超過20%的增速難以維系；需求的低迷又導致投資需求嚴重不足，FDI今年以來一直保持負增長態勢，國內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也大幅下滑；消費需求則受限于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狀況，也難以有巨大的改觀來拉動經濟增長；同時，中國的人口紅利拐點已經到來，未來中國的勞動人口總量和在總人口中的占比都將持續下滑。
以上這些因素，讓人對未來我國宏觀經濟的前景比較擔憂，我國經濟必須尋找新的增長點，才能帶動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
一些學者和官員將著眼點放在城市化上，認為當前中國的城鎮人口比重只占總人口比重的51%，意味著城市化率只有51%，未來城市化進程仍有十分巨大的空間。按照世界銀行的估計，中國2030年城市化率將達70%，這意味著未來20年平均每年將有1%的城市化速度，以14億人口計算，意味著至少2.8億人口需要進城，幾乎相當于美國的總人口，平均每年則有超過1400萬人口涌入城市。
大量觀點認為，城市化進程將對經濟產生巨大的拉動作用，包括從農民變為市民帶來的消費升級，對房產的巨大而持久的需求等，認為會帶動中國經濟保持長期增長和繁榮。
城市化進程對經濟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這點毋庸置疑，但是，筆者認為也切勿對城市化進程的影響過分樂觀，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有一些自己的特征，這些特征或限制了它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使它不像表面看起來有那么強的作用力，這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可供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相對有限。
城市化進程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的一個重要方面，來自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生產率更高的工業等產業的轉移，從而擴大實際勞動供給、就業以及總和生產率的提高。這是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的要義，農村龐大的剩余勞動力向城鎮發達部門和產業的轉移，會帶來經濟的高速成長。
然而，我國目前51%的城市化率，卻并不意味著仍有49%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人口。由于土地和戶籍制度的束縛，大量農村勞動力其實已經實現非農就業，但卻仍然保有土地和農民身份，在統計中仍被認定為農民。據統計，2009年外出務工與本地非農就業的農民工合計2.3億，占到農村勞動力的47%。尤其，青壯年勞動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實現就業的轉移，而農村留守剩余勞動力多是中年以上，由于年齡、家庭、技能等原因導致無法實現就業的轉移，從而成為季節性的剩余勞動力（農閑時則可能成為隱性失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6年對2749個村莊的調查顯示，74.3%的村莊認為本村能夠外出打工的青年勞動力都已經出去了。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2007年用工日折算的方法測算了農業的勞動力需求，最終結果為2.2億人，而2005年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人口為29976萬人，因此，剩余勞動力約8000萬人，有些研究得到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甚至更低。到2012年，由于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和機械的替代，農業的勞動力需求在繼續減少，但同時這些年隨著農村勞動力的進一步轉移，剩余勞動力可能更加減少。近些年我國農村廣泛出現的空心化現象，同樣表明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已經越來越少，留守農村的大多是婦女、兒童和年紀較大的中老年人。
二是城市化對房地產市場的拉動作用相對有限。
另一個廣泛傳播的觀點是城市化進程將對城鎮的房地產市場起到極大的拉動作用，每年1%的城市化率，上千萬的城市化人口意味著對城鎮房產的巨大剛性需求，進而促使宏觀經濟也保持較高的增長率。
這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中國城市化的特殊性，中國的城市化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通過城鎮的外擴把郊區農民市民化實現，另一種是通過移民。前一種城市化是被動的，后一種城市化是主動的。根據相關研究，當前中國的名義城鎮人口增長中，15%是人口的自然增長，43%是通過移民，還有42%是郊區農民的市民化，新移民和市民化的農民占到城鎮人口增長的85%。
郊區農民市民化的城市化形式，大多數時候是因為城鎮原有的面積太小，而隨著城鎮的發展，已經無法容納越來越多的人口和經濟活動，因此城鎮為了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通過將郊區農民市民化的方式，把農民的集體所有土地征收為國有土地，然后再通過商業、工業、住宅等開發形式，實行土地轉讓，從而獲得財政收益和城鎮進一步發展的空間。農民獲得土地征收補償并變為市民。
移民的城市化形式，則多來自于與城鎮較遠、不能以郊區農民市民化的方式轉變身份，而通過主動到城鎮打工、工作等方式進入城鎮，尤其是東部沿海的發達城市。但這些移民的問題是其就業經常是非正式就業，收入較低且不穩定，多數沒有戶口，也得不到城鎮的社會保障和福利，他們大多住在企業的宿舍或一些廉價的出租屋內，城鎮的商品住房對他們而言難以企及。他們經常想的是在城鎮工作幾年，賺些錢后再回到老家，而不是永久在這些城市定居。
因此真正能夠對城鎮的房地產市場起到較大拉動作用的，是那些正式的移民（即通過工作、升學等渠道獲得了正式的市民身份——城鎮戶口）。正式移民一般具有穩定的工作、較高的收入，這保證了他們對于城鎮住房的支付能力，同時由于他們在城市永久定居，他們的住房需求是剛性的。
問題在于，過去的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相當部分是非正式的，常住人口統計的城鎮人口比例和用戶籍統計的非農業人口比例之差可以看作非正式城市化的人口比重，可以發現的是，非正式城市化人口所占比重變得越來越大。尤其，2004年后正式城市化的速度明顯放緩，而非正式城市化的速度卻明顯加大。
因此，在中國城市里約2.2億的城鎮常住人口和非農業人口差距中，普遍是比較貧窮的新移民，他們大多沒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即使放開戶籍政策，讓他們享有當地的非農業戶口，他們也沒有能力負擔得起城市中的房價。因此，如果考慮到這部分人口，則城市化進程對城鎮房地產的需求會大打折扣。
三是城市化對消費升級的拉動作用相對有限。
城市化對于消費的拉動作用更加依賴于中產階層的增加和居民消費傾向的提高，而不是城市化本身。但我國城市化進程的現狀決定了更有可能成為中產階層的是具有城市戶籍的正式移民，而同樣的，這部分人可能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多。
沒有戶籍的移民往往缺乏穩定的收入，既不太可能在城市里買房，也不太可能成為中產消費者。并且，由于他們缺乏與戶籍制度相關的社會保障體系的保護，導致他們需要較多的預防性儲蓄來應對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況，這也阻礙了他們消費的升級。
綜上所述，要充分釋放城市化進程帶來的經濟增長潛力，就必須深化改革：
一是深化勞動力市場改革，破除勞動力流動和競爭的制度障礙，繼續促進農民向非農就業轉移；
二是必須深化戶籍制度的改革，加強社會保障全面覆蓋的建設，降低居民的預防性儲蓄，釋放消費潛力；
三是必須促進流動人口的市民化，促進非正式就業向正式就業轉變，提升其收入水平和工作穩定性；
四是必須采取切實措施，為新移民建造可負擔的廉價住房，改革住房市場中的某些不合理因素，促進住房的供給而不是壓制住房的需求，幫助新移民在城市生活和定居，這樣才能充分釋放城市化進程對城鎮房地產市場的帶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