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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中國式過馬路”，中消協律師團律師建議，可以嘗試將行人違法與個人的信譽度結合，由交警登記信息，定期向其單位公示，并掛鉤單位的“先進”評選。公安部交管局有關負責人透露，公安機關將大力推進交通安全誠信體系建設，研究推動將公民交通安全違法記錄與個人信用、保險、職業準入等掛鉤的工作。（12月3日《新京報》）
作為社會法律和道德的“中間地帶”，信用在現代社會管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信用就是一種社會管理手段，其以信用價值規制社會主體，以社會機制對失信行為進行懲戒，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同時又避免了法律資源的浪費。在已經普遍建立起個人信用制度的發達國家，個人信用可以通過一系列有效的數據、事實和行為來標明。譬如在美國，不良民事記錄以及刑事記錄都會被納入個人信用檔案。但在我國，個人信用檔案和社會信用體系構建尚顯滯后。
從發達國家的征信經驗和信用的社會功能上看，將包括行人在內的公民交通安全違法記錄與個人信用等掛鉤，并無不妥。正如中消協律師團有關律師的發現：目前交警對行人闖紅燈的處罰手段不易執行。同時，光靠社會公德的呼吁與約束，顯然也不可能根治“中國式過馬路”的痼疾。既然依法處罰難度極大，而道德約束又未必有效，那么，理論上將這種痼疾陋習交由法律和道德的“中間地帶”——信用來管理，似乎是一種不錯的選擇。
但是，征信的新思路未必能夠破解“記錄”的老難題。《交法》中規定得很清楚：行人、乘車人、非機動車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關于道路通行規定的，處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罰款；非機動車駕駛人拒絕接受罰款處罰的，可以扣留其非機動車。那么，交警對行人闖紅燈的處罰何以不易執行呢？長沙市雨花區交警大隊的警員給出了具有普遍現象的答案：“不承認、沒錢、編造身份的都有，只能批評教育”。由此，我們不禁要問，將行人交通安全違法記錄與個人信用掛鉤，能夠破解這種執法僵局嗎？
顯然，交通違法與個人信用掛鉤后，首先要面對的就是交通違法者的個人真實信息采集。采集過程中，是不是依然要面對“不承認、沒錢、編造身份”的窘況呢？執法的方式沒有變化，變化的只是行人交通違法后除了或將面對交法的處罰，還將追加信用記錄，那么交通違法行人的應對方式只有更加抵賴。換句話說，罰款難執行，征信或將遇到同樣的困難。
其實，無論是治理機動車交通違法還是行人交通違法，道理都是相通的。治理“中國式過馬路”，一靠科學合理地分配交通參與者的路權，二靠廣泛宣傳，三靠提高道路和路口見警率，真管真罰，直到行為習慣養成。現行法律下，舍此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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