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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壇的對峙，議員們按黨派壁壘森嚴的劃分，根子在民眾。用顏色標示美國選情地圖，就很容易看出來：以縣為單元，代表民主黨的藍色縣市就像幾個孤島，星星點點散落在代表共和黨的一片紅海里，尤其在“東西兩岸”。但地域廣袤和選民密集完全是兩碼事，共和黨的州縣，絕大部分在農業地區，而民主黨的選民則集中在大都市。民主黨這次勝選，不妨說是共和黨“農村包圍城市”的失敗。
除了五到八個“搖擺州”，在大部分選區，要么支持紅色要么擁戴藍色，很難撼動。本次大選（包括總統、聯邦和地方選舉）耗費超過60億美元，這些錢大部分都砸在了“搖擺州”里為數不多的“搖擺選區”（選情極為接近，勝負只在2-3%之間）。一般選區的投票立場，或紅或藍相當固定，與候選人的操守、能力、品格關系并不密切。這里舉兩個例子，來說明選民的兩極分化現狀。選舉結束才兩個星期，從芝加哥南郊選出的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小杰克遜就主動請辭，并承認錯誤。他是著名的黑人民權活動家杰西·杰克遜之子，因為與已入獄服刑的伊利諾伊州前州長的舞弊案脫卻不了干系，早就被FBI調查了。情節逐漸浮出水面，所以今年春季以來就不見了蹤影，但卻能在選舉中輕易大贏。共和黨方面的情況也同樣荒唐。密蘇里州和印第安納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候選人，選前行情相當高，但兩人出言不遜，為了反對婦女的墮胎選擇，一個說遭強奸者不會受孕，除非她合作，另一個說被強奸后懷孕也是上帝的旨意，大大開罪了女性選民而落馬。問題在于，當他們的大昏話斷送自己的政治命運時，共和黨里也不是沒有明眼人，但無法替換他們，因為他們有極右選民的鐵桿基礎，結果共和黨不得不失掉扳回兩席參議員的寶貴機會。
美國民眾的分化，原因多元，并不能簡單地歸結于經濟收入。比如，硅谷科技精英，收入遠遠超過平均水平，大都投民主黨的票；而南部的農業州，非常貧困，卻是深紅地區。超級富翁巴菲特，卻呼吁要提高富人納稅標準，在《華爾街日報》上被人指責為“階級的叛徒”，但在他的家鄉內布拉斯加州，卻是清一的紅色。決定選民投票立場的多元因素到底為何，是個復雜的大問題。
為了對美國民眾的人際交往及參加社區活動的程度有個感性認識，不妨看看《獨自打保齡球》（已有中譯本）。這本全美暢銷書出版于2000年，作者從每千名20歲以上玩保齡球的人組成的保齡球團體數目，來看美國人的人際合作衰落的程度有多嚴重：在1963至1998的45年間，保齡球團體數目銳減了73%。其他還有，美國人一年里請朋友到家里來做客的在1975到1997的22年之間下降了45%；美國夫婦一年里同家人團聚一齊吃飯的在1977-1999年之間下降了69%；美國人參加社區團體組織工作的在1973-1994年之間下降了39%；美國18歲以下學生的家長參加學校家長聯系活動的在1960-1997年之間下降了61%……
所以毫不奇怪，在這種“比鄰若天涯”的趨勢下，1960-1996年之間美國選民參加總統大選的比例也下降了22%！
過去五十年間，美國民眾分化之勢在驚人惡化。據今年出版的《分崩離析》（“Coming
Apart”,
2012）提供的數據分析，并列兩個子群體——家庭年收入在全美80%以上的白人群體A和家庭年收入在全美30%以下的白人群體B，從幾個方面做了比較，結果相當令人震撼。摘要如下：
工作勤奮程度：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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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的五十年間，從一家之主（或配偶）平均每周工作是否達到了40個小時的百分比看，A群體從90%微降至87%，但B群體的下挫卻十分驚人，從81%跌到了53%。
婚姻狀況（30-49歲）：2010年，A群體在婚姻狀態的達84%，而B群體處于婚姻狀態的只有48%。而在五十年前，這兩個百分比分別為94%
和84%。B群體里不結婚或無法結婚的，過去五十年里上升了36%，離婚率則從不到5%上升到為34%。
居民罪犯比例：從囚禁在聯邦和州立的監獄里的美國成年人數（18-65歲）看，1974-2004的30年間，B群體每十萬居民中，囚犯平均數從213人劇增到了957人（+349%）；A群體每十萬居民里的囚犯也有增加，從13人增為27人（+108%），不過遠沒B群體那么厲害。
與兩個子群體懸殊差別相伴隨的，是美國社會上下流動性大為降低，B群體下一代上升到A群體的機會越來越小。
民意調查表明，過去兩年，認為政府種種措施改善了社會流動性的從36%
跌至27%；而持否定態度，認為政府政策措施損害了社會流動性的，則從46%上升到了52%。美國這種“拼爹的社會”狀態，被許多研究學者認為，比OECD的許多國家還要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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