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業的發展不僅關系到保障和改善民生、擴大內需、增加就業、促進市場競爭機制的發揮，防止市場經濟停滯等問題，而且是一個提高收入水平，實現收入公平分配的重要機制。我國中小企業難以實現持續穩定發展，已成為許多經濟社會矛盾的主要誘因。因此，調整企業結構，加強對中小企業的保護，強化公平競爭，正是實現經濟穩定發展的必然選擇。
說到結構調整，大家首先想到的大多是產業結構、地區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筆者以為，我國經濟失衡的根源在于企業結構失衡，主要表現為存在行業性壟斷經營和中小企業難以實現持續穩定地發展。
基于企業結構對其他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的影響，調結構、穩增長、促就業、求平衡的當務之急在于調整企業結構，即要打破大型企業對資源、生產和市場的壟斷，切實加強對中小企業的保護和扶持力度，為中小企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充分發揮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作用。
目前，我國中小企業總數占全國工業企業總數的99%，對GDP的貢獻超過60%，對稅收的貢獻超過50%，還提供了近70%的進出口貿易額，創造了近80%的城鎮就業崗位。在科技創新方面，中小企業擁有66%的專利發明、74%的技術創新和82%的新產品開發。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中小企業已成為數量極為龐大的企業群體，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中小企業由于數量眾多，投資少，經營方式機動靈活，對市場變化反應快，與市場有著天然的聯系，因而只要有合適的環境就能得到充分地發展。我國民營中小企業的大量出現就是改革開放的產物，經過20多年的發展，出現了包括后來發展成為著名大企業的四通、聯想、方正、吉利等企業。
特別是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非公企業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享有同等待遇，非公有制資本可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等，對促進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中小企業雖然在政策和相應的法律法規獲得了支持，但在實際的發展過程中，仍普遍存在資金規模小、實力弱、內部組織關系不穩定、經營管理和技術人才缺乏等問題，致使其平均壽命僅2.5年。對于這樣一個天然的弱勢群體，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和幫助，要想得到進一步發展壯大是很難的。
一是資金有限，缺乏必要的融資渠道。我國中小企業每年獲得的信貸規模只占總信貸規模的10%左右。個體和私營企業基本上得不到銀行的貸款，更談不上大企業所擁有的發行企業債券、股票等直接融資的渠道。由于資金缺乏，中小企業擴大再生產只能靠自我積累慢慢“滾雪球”，有些具有良好前景的項目也無法上馬。為了彌補流動資金的缺口，中小企業常常不得不以高利率進行資金拆借和集資，提高了企業的經營成本。
二是不公平的政策環境。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國家曾對以中小企業為主的鄉鎮企業的發展給予了許多優惠政策。現在這些政策大多被取消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小企業不但很難得到政策上的優惠，反而面臨著不公平的政策環境。如中小企業貸款條件比大企業要嚴格得多，個體、私營企業甚至沒有資格得到金融機構的貸款；稅費負擔不公平，鄉鎮企業要繳納農業附加稅，而非鄉鎮企業無須承擔這一稅項等。
三是缺乏信息和技術來源。除高新技術領域的中小企業之外，其他普遍缺乏獲得市場信息和技術的渠道，使經營者難以做出及時、合理的決策，難以實現產品升級換代，制約了中小企業的發展。
四是不規范的競爭秩序。表現為各地中小企業之間在相當大的范圍內存在著低水平過度競爭的問題；傳統的大而全、小而全的體制使中小企業難以與大企業分工協作；一些大企業尤其是國有大企業，利用自身的經濟優勢或憑借政府行政力量，壟斷經濟資源，或通過以低于成本的價格銷售產品來排擠中小競爭對手。
總之，在“劉易斯拐點”逐步到來，勞動力成本顯著上升，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帶來環境保護和節能減排的壓力，企業運營成本水漲船高，稅負成本和融資問題難以得到解決，投資環境持續出現惡化，以及國際經濟前景不佳，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貿易摩擦的常態化等條件下，新的問題和挑戰還在不斷出現，中小企業生存與發展面臨的環境十分嚴峻。無論從當前著眼還是從長遠考慮，中小企業如果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和幫助，要想進一步發展壯大并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都是非常困難的。
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作用還表現在對其他經濟結構影響很大，進而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均衡與協調發展。
先看中小企業投資規模和投資領域及其對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的影響。中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存在投資規模難以擴大、投資領域受到限制等問題。
首先，在追求立竿見影的政績與GDP增長的文化中，我國對與政府沒有密切關系的、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民營企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歧視，加上一些中小企業習慣于粗放式發展，產品技術含量低，生產經營與管理比較落后，缺乏競爭優勢，從而制約了其盈利水平和依靠內源性融資發展壯大的能力。
其次，中小企業融資難制約了其依靠外源性融資擴大投資規模的能力。再次，我國民間投資的領域和范圍受到嚴格地限制，2005年頒布的“非公經濟36條”和2010年頒布的“新非公36條”，以及“鼓勵民間資本通過兼并重組進入壟斷行業的競爭性業務領域”等政策始終難以得到落實。
同時，諸如提高行業準入條件、行業集中度、淘汰落后產能以及整頓行業秩序等，大多以國有大中型企業為標準，客觀上排擠了中小企業，限制了民營企業進入有效益的經濟領域，致使目前民間資本難以進入鐵路、能源、金融、市政公共事業等重要領域。
這樣的結果是，長期以來，盈利水平低、融資難、投資領域的限制制約了中小企業的產業發展領域和規模的擴大，進而影響了其吸納就業的能力；而目前資金缺乏、成本高、稅負重以及金融危機的影響，又使中小企業面臨著生存困境，它們大面積的倒閉自然會帶來大量工人的失業。
就服務業來說，市場管制與大企業的壟斷同樣會阻礙中小企業的發展。例如，在零售領域，大型超市會使周圍零售小店鋪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沃爾瑪一公里死亡圈”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即使在美國，沃爾瑪也只被允許開設在城郊地帶。紐約市區就曾多次拒絕了沃爾瑪開店的請求。原因就在于中小商店的商品雖然價格比較高，可選擇性少，但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而韓國則采取讓大型商場早點關門，強制實施休息等措施，來給小型超市留下生存與發展的空間。反觀我國，無論是大城市還是二、三線城市，都出現了大型超市扎堆市中心區的現象，沒有考慮其對中小商店生存與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
企業結構對收入分配結構的影響也很大。造成我國目前收入分配嚴重失衡的原因很復雜，除城鄉二元結構、社會保障滯后等外，由行政性壟斷造成的國有企業和民營中小企業在行業間的比例失衡也是重要原因。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農村經濟改革和民營中小企業的發展，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后來，這種基本平衡的局面又被打破了。
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國有大型企業在各地大規模“奪城略地”，向原本屬于民營企業的空間擴展，少數央企幾乎控制了所有有價值的資源和行業，依靠壟斷地位獲得了超額利潤，并擁有利益的“自行分配”權；而大量處于低端行業的中小企業激烈競爭，生產經營環境也日趨惡化。
拿“2012中國企業500強”來說，雖然民營企業有190家（占38%），但與國有企業存在非常大的差距。2011年500強中的國有企業平均營業收入、資產總額、利潤總額分別是民營企業的1.55倍、4.40倍、3.15倍。
在500強企業中，盈利能力最強的前10家都是金融、通信、石油、電力行業的國有企業，其利潤之和達到11285.78億元，占500強利潤總額的53.83%。最大的5家商業銀行和272家制造業企業的營業收入占比分別是5.7%和42.7%，但利潤占比分別為32.2%和25.04%。
壟斷經營造成的行業間收入差距（目前已達10倍）、國有和私營部門員工的收入差距巨大，已經成為我國尤其是城鎮職工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可以肯定的是，不打破壟斷，調整行業之間和行業內部的企業結構，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實現基本的公平，收入差距還將繼續擴大。
各國經濟發展實踐告訴我們，中小企業的發展不僅直接關系到保障和改善民生、擴大內需、增加就業、促進市場競爭機制的發揮，防止市場經濟停滯等問題，而且是一個提高收入水平，實現收入公平分配最主要的機制。
我國中小企業難以實現持續穩定地發展，已經成為許多經濟社會矛盾與問題產生的主要誘因。因此，調整企業結構，加強對中小企業的保護，強化公平競爭，也就成為我國實現經濟穩定發展的必然選擇。
第一，要將對中小企業發展重要意義的認識提到一個全新的層面，徹底改變歧視中小企業發展的制度，切切實實把指導和促進中小企業發展作為經濟工作的重點，加強對中小企業的長期管理，建立促進中小企業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
比如，盡快設立負責中小企業的專門機構，組織制定以《中小企業基本法》為主體的相關法律規范，在法律上明確中小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規范中小企業的經營活動，保護中小企業的合法權益，為中小企業的健康發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在中小企業遭遇困難的特殊時期，政府應為它們提供臨時的“避風港”，幫助它們渡過危機。
對中小企業的全新認識還體現在實現由“放”到“幫扶”的轉變，切實為中小企業帶來更多的實惠。
如給予社會資本國民待遇，允許其進入金融、公路、電信等基礎和壟斷行業；放寬市場準入以及中小企業進區、進園的條件；放開商業銀行放貸額度、鼓勵新增貸款向中小企業傾斜，甚至規定商業銀行向中小企業貸款應占的比率；落實中小企業專項貸款政策；設立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創建為中小企業融資的社會擔保體系；制定針對中小企業諸如上調出口退稅率、減低營業稅率、減免中小企業不良貸款等財政減稅政策，讓中小企業切實得到財政政策的支持；構筑和完善專為中小企業服務的公共信息和技術服務平臺，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一個較大空間和保障體系；制定鼓勵現有在職管理和科技人員以及包括應屆大學畢業生、研究生進入中小企業工作的優惠政策，滿足中小企業對各類專業技術和管理人才的要求，等等。
第二，合理規劃和調整企業群體結構，引導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形成分工協作關系和聯盟，提高社會化協作、專業化生產程度，進而從整體上提高我國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同規模和類型的企業在體制、機制和發展模式上既相互競爭又相互合作，在產業、產品上協作配套，形成完善的產業鏈，共享共用各種基礎設施和知識、信息，既有利于中小企業獲得穩定的市場，促進中小企業向專、精、特、新方向發展，也有利于大企業圍繞重大產業項目和重要產品形成配套體系，充分利用中小企業提供的價廉質優的零部件和產前、產中、產后的服務支持，滿足消費者多品種、個性化、低成本和快速交貨的要求，最終形成相互依賴、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局面。
第三，最重要的是要打破壟斷，在為中小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發展的同時，給予更多政策上的傾斜和支持。大企業尤其是國有大企業壟斷了絕大部分經濟資源，壟斷了所有盈利能力較強的行業，就難以形成公平競爭的環境，進而嚴重阻礙和制約民營經濟的發展，削弱社會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因此，一方面，要打破一切形式的壟斷，不僅給予民間資本投資的同等待遇，而且要對大企業的進入領域進行限制，合理規劃大企業的空間布局。就像韓國那樣，為了保護中小企業，韓國將市場規模在1000億到1.5萬億韓元的行業劃分為中小企業固有行業，并通過立法禁止大企業進入。
另一方面，要從促進和保護中小企業發展、創造就業、提高居民收入出發，給予中小企業稅收、融資等方面的優惠，減輕中小企業的經營成本，建立起竭誠服務于中小企業的金融體制。
我國香港就是這樣做的。無論是本地資本還是外來資本，都不需要政府批準就可以平等地投資各個行業。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為了幫助陷入困境的中小企業，特區政府特意推出了1000億港元的政府信貸擔保計劃，還大幅提高企業的最高貸款額，準許所有企業申請有關貸款，使許多企業順利地度過了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