逾千萬元違法所得被追繳、罰金1800萬、有期徒刑4年——這是前明星基金經理李旭利“老鼠倉”案的一審判決結果。對這一判決，李旭利的律師稱將盡快提起上訴，其咸魚翻身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李旭利案看點有三：一是李旭利曾經先后擔任南方基金與交銀施羅德基金的投資總監，在資本市場中屬于明星級人物；二是證監會調查認定“老鼠倉”行為基本貫穿于其職業生涯，這與其他建立“老鼠倉”的基金經理明顯不同；三是李旭利案涉案金額巨大。正因為如此，相對于此前的基金“老鼠倉”案件，李旭利案受到了更為廣泛的關注。
一家基金公司的基金經理，沒有把精力放在為基金持有人理財上，而沉迷于“老鼠倉”中不能自拔，最終為之付出代價是不可避免的。問題在于，從2007年上投摩根的唐建案開始，為什么基金“老鼠倉”會前赴后繼地出現？盡管各家涉案的基金公司都將“老鼠倉”事件定性為“個人問題”，并且也只有相關個人受到了處罰，但監管部門對基金公司網開一面的監管方式顯然值得商榷。至少，基金“老鼠倉”的產生，反映出相關基金公司的內控機制與公司治理存在缺陷，基金公司不能完全撇清干系。
以李旭利案在市場產生的影響來說，4年的刑期其實并不長。事實上，《刑法修正案（七）》生效前后，來自監管部門與司法部門對基金“老鼠倉”的處罰，都再現了違規成本低這一致命弊端。證監會的處罰基本上都是取消從業資格、罰款與市場禁入，除了李旭利一審被判4年外，長城基金公司的韓剛被判1年，沒收違法所得、罰款31萬元；光大保德信基金公司的許春茂被判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罰金210萬元。按照《刑法修正案（七）》規定，對基金“老鼠倉”、內幕交易行為最高可處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違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罰金。而從以上幾起“老鼠倉”案件的判決來看，沒有一起觸及處罰上限。如果監管處罰和司法懲處都缺少足夠的威懾力，那自然很難起到警示作用。
此外，基金“老鼠倉”案的受害者是基金持有人與相關股票的投資者，由于制度建設的缺失，基金持有人與股票投資者卻無法實施維權行動，這也意味著在這些投資者利益受損的同時，違規者沒有付出應有的賠償代價。對于如何維護基金持有人與股票投資者利益這一問題，監管部門不應該再回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