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城鎮化水平快速提高，年均增長1個百分點左右，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51.3%。今后一段時期，我國仍處于城鎮化持續快速推進階段。在新型城鎮化的推動過程中，存在著較大的投資空間，未來必須創新投融資渠道，建立與新型城鎮化相適應的金融體系。
據有關預測，到2030年我國城鎮化率將達到65%-70%左右。按照國際經驗，屆時城鎮化將進入相對穩定發展階段，因此未來城鎮化發展仍有很大空間。從投資的角度看城鎮化建設，未來應更加注重從以下幾個方面拓展投資空間。
第一，圍繞促進“產城融合、城信互動”發展拓展投資空間。城鎮化與工業化互動發展既是歷史規律，更是現實要求。長期以來我國城鎮化始終滯后于工業化。例如，以非農就業占比來衡量工業化率，2011年我國為64.7%，而同時我國城鎮化率為51.3%。未來必須要引導工業化從粗放、速度型轉向集聚、效益型，改革完善制約農民進城和流動的體制機制。在未來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堅持服務業是擴大內需、提高就業的重中之重這一基本判斷，大力發展各層次服務業，吸納農民向城鎮轉移。此外，在信息化社會中，“智慧城市”的概念已廣為人知。信息化手段管理城市將在更大程度上降低經濟發展成本，發揮城鎮化的聚集效應和規模效應。因此，圍繞“產城融合、城信互動”，切實推動“三化融合”方面蘊藏著巨大的投資空間。
第二，圍繞推動中小城鎮建設和中西部地區城鎮化建設拓展投資空間。我國城鎮化水平存在著空間上的不平衡，這既表現在規模層面，也表現在區域層面。從規模層面看，大城市建設速度快、水平高、資金充裕，而且交通、能源等重大基礎設施的樞紐重要節點也主要分布于大城市，目前已經基本成型。與此同時，中小城鎮建設推動速度緩慢、層次相對較低、資金缺乏，而且交通、能源的二級網絡及相關節點建設主要分布于中小城鎮，目前正處于起步階段。從區域層面看，城鎮化呈現“東高西低”的階梯狀格局。2011年東部地區城鎮化率為61.53%，中西部地區分別為46.99%和40.77%。上海、北京、天津城鎮化率均在80%以上，排在最后的三位分別是云南、貴州和西藏，不足40%。差距越大，潛力越大。從這層意義上看，未來城鎮化建設的重點將是中小城鎮建設和中西部地區城鎮化建設，其投資空間非常巨大。此外，城市群是突破行政區劃的發展模式，圍繞城市群內部交通聯系和能源網絡的投資目前也才起步，未來也有較大發展空間。
第三，圍繞提高城鎮資源環境人口承載能力拓展投資空間。長期以來，城鎮化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資源環境的承載力，在大城市存在容量不足、發展難以為繼的問題，中小城鎮存在發展粗放低效的問題。近年來，低碳城市、生態城市、綠色能源城市已成為諸多地市的城市品牌。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城市品牌不僅涉及到基礎設施的投資，也包括大量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因此相關投資也將快速增長。針對大型和超大型城市，制約其承載能力不僅僅是資源環境，更關鍵的是“大城市病”現象。緩解城市內人口流動負荷過重的現狀，要求城市交通、城市群內部城際輕軌以及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必須跟得上，這又將帶動大量的投資。
第四，圍繞“以人為本”和改善廣大居民福利拓展投資空間。新型城鎮化必須要真正回到“以人為本”這一發展的基本原則上來，切實使廣大居民福利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得以改善。對于進城農民而言，要實現“職業和身份”的雙重轉變，他們作為城鎮居民應有的社會福利必須予以保障，這就涉及到醫療、教育、居住等領域的大量投資。與此同時，隨著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銀色產業”方興未艾，這也涉及到醫療看護、養老院建設、生態環境改造等多個領域。
以新型城鎮化為主要動力的經濟發展模式存在巨大的投資空間，然而，與城鎮化高度相關的房地產開發投資、基礎設施投資均受到資金限制。無論是保障性住房建設，還是普通公路建設，無論是市政設施建設和改造，還是養老院建設，都不得不面對一個共同的難題——“缺錢”。
目前我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結構難以適應以城鎮化為驅動力、以長期資金需求為特征的新經濟結構。此外，地方政府尤其是中小城鎮、中西部地區的地方政府，其融資能力有限，傳統的以土地換公共基礎設施的模式難以為繼，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風險較高。因此，能否將新型城鎮化帶動的巨大潛在投資需求轉換為現實需求，關鍵在于在融資方面實現突破。而解決融資問題的突破點有兩個：一是金融體系如何提供安全可靠的中長期資金；二是如何化解投資項目在運營期的低現金流甚至零現金流問題。筆者針對這兩個突破點，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創造條件發行市政收益債券。城鎮基礎設施收益債券與特定項目收益還債掛鉤，具有信用等級高、融資成本低、資金來源穩定、融資期限長、流動性高、強化債務約束、優化項目融資結構等優勢。這就需要在完善債券市場化發行機制、市場約束、風險分擔機制、強化償債能力的基礎上，擴大地方政府發行市政建設債券的范圍，不斷擴大經營性建設項目直接融資規模。
二是充分利用開發性金融工具。以政府信用和開發性銀行信用為基礎構筑企業信用，以企業信用改善為條件，引導其他商業銀行與企業建立信用關系，幫助企業吸引債券、股票等其他商業資本形式進入。
三是大力發展產業化基金。在政府的支持下，鼓勵社會資本設立污水處理、燃氣熱力生產、文化、教育、醫療、養老等經營性領域的產業化投資基金。通過向社會發行基金股份，設立社會發展基金公司，吸納社會閑散資金。
四是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高股權性資本的比重，利用好FDI，聚合包括PE、VC等在內的各種性質投資，鼓勵轉債務為股權的金融創新，切實改善金融服務投資的功能。
五是加大中央財政的支持力度。在地方財政相對緊張的條件下，中央財政多承擔一些責任，尤其是針對公益性項目，盡量減少需要地方配套財政支出的要求。例如，可對貧困落后地區和對中央安排的病險水庫除險加固、生態建設、農村飲水安全、大中型灌區配套改革等公益性建設項目，取消縣級及以下資金配套要求，提高中央公路建設資金對國省干線公路改造的補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