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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已成為我國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重點工作，這必然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如何有效籌措資金，成為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中的一個關鍵問題。筆者認為，需要重點從以下兩方面入手——根據投資項目的經濟屬性和現金流特征，靈活采用企業和政府兩種融資主體并充分發揮私人企業作用；通過分析資金供求雙方的自身特征和所能接受的投融資方式，根據實際需要進行搭配組合，從而不斷創新完善融資渠道和融資方式。
新型城鎮化建設資金需求的根源，在于未來我國因城鎮化建設所產生的4-5億農民在就業、住房、社會保障、生活等方面全面實現市民化帶來的各種投資需求。以人均10萬元的農民工市民化成本進行推算，這至少需要40-50萬億元的資金投入。為了解決這些內涵多樣、規模巨大的投資需求，需要根據投資內容的經濟屬性和現金流特征，有針對性地采用企業和政府兩種融資主體并充分發揮私人企業的作用。
對于存在明顯外部性的投資領域，如公路橋梁、基礎設施、教育等，由于其直接經濟效益不明顯，難以據此獲取穩定持續的收入現金流，應當由政府來承擔起融資主體責任，保證公共領域能夠獲得足夠的資金投入。對于外部性不強、有望獲取穩定持續且收入現金流足以覆蓋融資償付要求的投資領域，如保障性住房建設等，應更多地采用企業作為融資主體，通過企業化運作降低交易成本，強化資金效益約束機制。對于具有一定外部性、收入現金流雖然較穩定持續但仍不足以滿足融資償付要求的投資領域，如污水處理、醫療、養老等，應更多地以企業作為融資主體并通過政府補貼等方式補足其收入現金流，通過企業經營機制來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換言之，只要外部性處于可接受的范圍，在政府提供補貼的條件下、收入現金流有望保持穩定持續、滿足償付能力要求的投資領域，都應盡可能以企業作為融資主體，以便提高資金效益，增進社會整體福利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相對于國有企業，私人企業存在更強的盈利動機，當在利潤水平受到政府限制、產品服務水平受到政府監管的條件下，私人企業為了獲取更多的盈利通常會致力于快速擴大生產經營規模，從而在客觀上加速相關投資建設進程和提高投資效率。這在保障性住房的承建和民辦醫療機構的快速發展上，可以找到明顯例證。為此，需要在城鎮化投資領域積極落實“非禁即入”政策，凡國家法律法規未明確禁止準入的領域，一律向民間資本開放，以便充分發揮私人企業的作用，減輕政府投資負擔和提高投資效率。
新型城鎮化建設資金供給的根本來源，由當前存在資金富余（通常以存款方式體現）的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結合當前國民經濟狀況分析，主要包括國內城鄉居民存款、非金融企業存款、保險企業總資產和政府所控制的各類基金，這些資金的總額構成了當前城鎮化建設資金供給的理論上限。資金供求雙方應根據自身特征和所能接受的投融資方式，在兼顧雙方各自需要并求得共贏的基礎上，根據實際需要進行搭配組合，不斷創新完善融資渠道和融資方式。
具體而言，資金供給方可以采用權益性投資和債權性投資兩種基本投資方式。其中在權益性投資方式下，包括直接權益性投資（如投資上市普通股、優先股、有限公司股東權益等）和間接權益性投資（如投資股權投資基金等）；在債權性投資方式下，包括直接債權性投資（如購買各種債券等）和間接債權性投資（如進行委托貸款、信托貸款等）；此外，還存在介于債權性投資和權益性投資之間的投資方式（如可轉為權益的債權性投資）。而就不同類型的融資主體而言，政府融資主體可以采用的融資方式主要是負債融資（具體方式主要包括政府借款、政府租賃和發行各級政府債券等），在此基礎上還可以通過資產證券化提高融資周轉率；企業融資主體可以采用的融資方式除了負債融資（具體方式主要有銀行借款、商業信用、租賃和發行各種期限的企業債券等）外，還包括權益融資（如吸收新投資者、發行新股、追加投資等），以及通過資產證券化提升融資能力；此外，還存在不同類型的融資主體之間進行轉換的復合融資方式。
將上述資金供求雙方可以接受的投融資方式根據需要進行搭配組合，可以不斷創新完善融資渠道和融資方式。例如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其實質就是以國有企業作為融資主體，通過發行債券可以獲得直接債權性投資，通過負債融資又可從銀行獲得貸款的融資渠道；又例如BOT（建設—運營—轉讓）、TOT（轉讓—運營—轉讓）等，其實質都是先采用私人企業作為融資主體，然后再適時變更融資主體的融資方式。
特別值得強調的是，在當前主要由中央政府代發地方政府債券，而地方政府作為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具體落實者，普遍面臨融資效率偏低、融資規模存在明顯瓶頸的狀況下，適時加快推進地方政府自行發債試點工作，增強地方融資能力，充分發揮資產證券化對融資規模的擴張作用，已成為融資支持工作中的內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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