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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是當前資本市場討論的熱點話題。下半年以來，券商密集發布了“新型城鎮化”的投資策略報告，一批與之相關的題材概念股表現活躍。那么“城鎮化”是否真如券商所說的那樣有潛力呢？筆者認為，對此話題的討論必須分兩個層面：第一，中國經濟發展的長期方向是什么；第二，城鎮化將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目前國內比較一致的觀點是，經濟增長引擎須向內需消費切換，并且隨著歐美市場疲弱，這種轉型的壓力也越發迫切。然而，過去我國長期以投資、工業化為主導的經濟結構，特別是出口制造業超常規發展的產業策略產生了兩個結果，一是收入分配格局逐漸僵化，未能培育對消費有足夠拉動力的中產階級；二是產業升級中，高精尖為轉型導向的民營中小制造業和資本密集型為主的央企，很難有效吸收從傳統制造業中轉移出的龐大勞動力。社會就業的維穩壓力又反過來使得產業結構和收入分配在低水平徘徊。在此情況下，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和發展服務業是打破僵局的必然選擇，特別對于第三產業的服務業，屬于不可貿易部門，具有調節收入和吸收就業的兩重功能。美國服務業占其國內生產總值（GDP）70%，目前中國僅43%，十二五規劃提出目標是要達到47%，未來想象空間十分廣闊。
今年初，營業稅轉增值稅改革從上海開始試點，目前擴大至北京、天津、浙江等11個省市，就是為了消除長期困擾服務業發展的重復征稅問題。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產業結構的決定因素除了自身資源稟賦之外，采取怎么樣的財稅和匯率政策也很重要，如1994年的稅改后的生產型增值稅以及匯改后的人民幣貶值和銀行結售匯機制，決定了過去十多年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路徑，從這一點來說，中國經濟向消費轉型的步子已經邁出。
但是縱觀西方發達國家歷史，一個國家轉型必定是漸進、緩慢的過程。期間如何保持經濟慣性及維護就業市場穩定，將是重大考驗，特別是過去我國GDP高增長下，積累起來的龐大過剩產能與債務問題又如何解決？這勢必要求我們繼續保持較高的投資增速與貨幣供應，否則企業大規模破產、債務危機、失業潮的風險難以承擔。
那么，城鎮化將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什么角色？事實上，它正是兩大任務的關鍵銜接，也是中國經濟縱深發展的必然。穩增長還主要是依靠投資拉動，但著力點不同于以往，而是聚焦在縣域城鎮以及廣袤農村的城鄉一體化協調發展，如果把它和東部沿海產業向中西部轉移戰略聯系起來，中國經濟點線面發展的脈絡十分清晰。城鎮化將經濟活力注入每一個微小細胞，通過深度挖掘增長潛力，填補外需不足遺留下的空白，也為向內需服務業轉型贏取時間。
城鎮化涉及兩大核心，一是土地、二是金融。改革開放30年，大量農民工進城務工融入城市，但戶籍制度關系上，卻還擁有農村土地的經營承包權，當他們留守農村的父母逐漸老去喪失勞動能力時，“包產到戶”制度實已名存實亡，推進農村土地改革已迫在眉睫，其中的關鍵是土地權的確認與流轉。可以設想，若未來農村土地可以像1998年城市房地產改革一樣，資產定價與自由交易，大量農民一夜之間成為有產者，這將是我國利益分配格局的重大調整。土地的合理流轉，也將推動中國農業走向集中和高效。另外，城鎮化還需要與之配套的金融政策，充分調動社會資源參與建設，從基礎設施投資到產業園區引進，著力培育廣大縣域鄉鎮的持續發展和造血能力。總之，城鎮化有望開辟城市之外的全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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