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9%等成績的取得與改革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改革一度成為解密“中國奇跡”的一把金鑰匙。當前，面對國內外經濟形勢不斷惡化，新的改革任務擺在黨和政府面前。在十八大報告中“改革”被提到了86次，其中兩次提到“全面改革”，5次提到“深化改革”。
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焦點。在十八大剛剛閉幕的幾天內，北京國際金融論壇(IFF)全球年會、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首屆金融街論壇三場高端論壇先后在北京召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吳敬璉、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世行原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三位著名經濟學家分別在三個不同場合暢談今后改革發展路徑。
上世紀60年代以后，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執行了出口導向政策。這種政策用各種各樣的政策來保持出口大幅度增長。用進出口彌補國內需求不足，支持經濟高速增長。但是，從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開始，東亞國家和地區陸續出現外匯結余大量增加的問題。為了維持本國貨幣的低估，中央銀行就要不斷地借助外匯市場收購外匯，保持本國貨幣的低匯率。于是引起中央銀行的貨幣發行的大量增加和流動性的過分增長，導致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壓力加大。當資產泡沫破滅以后，就出現了危機。
21世紀初，中國也感到了這種壓力。所以，2005年中國開始外匯改革。現在看來，外匯改革比較平穩。我估計，我國現在的匯率水平是在均衡點附近。
對于中國來說，需要增加流動性用短期政策來保持經濟的穩定。但是，短期政策不能解決根本性問題。中國的根本性問題是增長模式問題。從1953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中國從蘇聯引進了蘇聯模式，這種模式的特點是利用大規模向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投資帶動經濟增長。這種增長模式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投資率不斷地提高，消費率不斷降低，最終造成國內消費需求不足。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這個問題一直存在。現在的投資率接近50%。
21世紀初期，我們已經認識到這種模式不能長期維持。早在1995年就提出來要改變增長模式，要從投資和出口為驅動的增長模式轉變到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為驅動的增長模式。
如果不能夠在經濟增長中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那么，這個長期問題是難以解決的。特別是碰到了全球金融危機，發達國家出口增速放緩，高速度增長就不能維持了。當出口需求降低，怎樣才能維持較高的增長速度呢？如果不能提高效率，惟一的辦法就是增加投資，繼續提高投資率，那么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不斷提高投資率，消費率不斷降低，需求變得更加不足。需求不足解決的辦法是增加投資，增加投資的結果是使得最終需求更加不足。
所以，從長期來看，中國亟須改變這種增長模式，要提高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這才能夠維持一個比較合理的、合適的增長水平。
經濟增速是10%、8%，還是7%不是主要的問題，問題是增長中哪一種因素的貢獻更大。如果我們能夠提高效率對增長的貢獻，即使GDP增速低一些，也不會有問題。問題在于，從1995年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列入“九五”規劃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這種模式的改變進展緩慢。
從“九五”規劃提出要實現兩個根本轉變，一個根本轉變是從粗放的增長方式轉變到集約的增長方式，另外一個根本轉變是從計劃經濟轉變到市場經濟。“九五”計劃因為是在一個大改革的背景下實現的，所以，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經濟效率有所提高。
在“十五”計劃期間情況發生了逆轉。“十五”計劃開頭很好，城市化加速了。城市化加速對于整個經濟發展起著巨大的積極作用。
在城市化加速的情況下，各級政府手里都掌握了一個巨大的資源——土地。各級政府從農民征購土地的時候按照農業生產的成果計價。而在城市出售土地的時候，則是按照城市的土地出售。各級政府利用土地這個資源抵押換來貸款。用這些錢去發展重化工業。所以“十一五”規劃再次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主線。
對于如何解決體制上的問題，最近幾年來有很大的爭論，基本上是兩種方向。一種方向是要強化政府對于整個經濟的管控；另一種方向是堅持改革開放道路。剛剛結束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對這個爭論應該說作出了結論。就是我們要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的路線，而且要進一步提高。
所謂堅持改革開放，它的方向是什么呢？大會說得很清楚，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要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各項制度，以便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加快我們的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從十八大作出的判斷和決定看，重啟改革這一步已經邁出去了，接下來關鍵在落實。落實包括兩方面：一是根據改革方向，形成各方面的改革方案，并匯成總體規劃和行動綱領；二是堅決克服特殊利益群體的阻撓，使得各項改革措施能夠得到落實。
現在我們確實面臨著一些困難，但是我相信只要能夠認真地、堅決地克服各種障礙，執行下去，我國經濟的面貌很快會改觀。這對于世界經濟來說最重大的意義就是中國會從一個提供制成品的所謂世界工廠、出口大國變成一個世界上也許數一數二的消費市場，為世界經濟的穩定和持續發展提供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所以，辦好我們自己的事情，也許這就是我們能夠為世界作出的貢獻。所以，實現十八次代表大會的宏偉目標，無論對于中國還是對于世界，都是巨大的福音。
我今天主要講四個問題。第一，如何看待紅利的消失。我們經常講到紅利的消失主要是指發展優勢的消失，具體來講，就是人口紅利、資源紅利、改革紅利消失了。紅利的消失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每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會出現這種情況，并不是某一個國家的特殊問題。經濟發展方式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就必須轉型。轉型成功就會出現新的發展路途。經濟發展轉型是否成功關系到一個國家將來發展前途。如果轉型不成功，那就要停滯或者衰退，拉丁美洲國家可以作為一個教訓。任何留戀原有的紅利和原有優勢的想法都會造成惡果，主要是三個惡果。第一，信心的喪失，認為自己失去了以往的優勢。第二個惡果，實體經濟領域投資紛紛遷到起步較晚的發展中國家，結果對本國經濟的前景造成不利影響。第三個惡果，本國實體經濟的產業空心化，資金轉移到虛擬經濟領域，使資產泡沫擴大，經濟陷入更深的陷阱，停滯不前，缺乏后勁。
第二個問題新人口紅利。人口紅利是指人力資源方面的優勢，一個國家在發展不同階段都會有人力資源的優勢，這種優勢是會轉變的。以日本和韓國為例，不同時期在人力資源方面有著不同的優勢，人力資源優勢的轉變使得經濟能夠發展下去。在發展前期，人口紅利通常是指廉價勞動力的存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曾經依賴低成本而開拓市場，增加資本積累。這種廉價勞動力的優勢是會消失的，換句話說舊優勢只不過是人口舊紅利的存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舊人口紅利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問題在于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必須形成新的人口優勢。以中國為例，隨著經濟的發展，新人口紅利將會出現，廉價勞動力時代結束意味著技工時代的開始。相對于后起的發展中國家而言，他們尚未進入技工時代，我們的工人技術水平遠高于他們，而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他們的技工工資仍然大大高于中國。因此技工時代將給中國以明顯優勢，而且技工時代還會再進入高級技工時代、專業人才時代，優勢仍然是存在的。現在企業界有一種信心不足的現象，廉價勞動力優勢沒有了，還靠什么呢？廉價勞動力時代的結束就是技工時代的開始。我們的技工比后發展的國家，柬埔寨、越南、印尼水平都要高，而且我們的工資和發達國家相比低，這就是優勢，新人口紅利不就來了嗎？
第三，新資源紅利。資源紅利原來是指經濟發展前期，土地和礦產資源比較豐富，比較便宜。除非是真正地大物博的國家資源會長期存在，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源會越來越緊張，優勢也就沒有了，應該看到這是舊的資源優勢。新的資源優勢，新的資源紅利體現科學技術先進性。相對于舊資源紅利而言，新的資源紅利在于科學技術利用，比如海水淡化增加了資源，治理沙化增加了土地，振興草場業增進土地資源的利用，開發新能源，都是先進的成果。
某些方面新的資源紅利和新的人口紅利結合在一起，沒有熟練技工和技術專家談不到科技的突破，也就沒有新的資源紅利。新的資源紅利同樣需要創造，有了新資源優勢，發展必定持續進行，新資源紅利要靠科學技術的突破，一是有新的發明，二是把新的發明應用在經濟領域，使這些成果在經濟當中產生效率，新的科技突破靠發明家，市場開拓靠得更多的企業家。在這個意義上講，社會需要更多的發明家、更多的企業家，需要調動更多發明家和企業家的積極性，讓他們有用武之地，這就涉及到新的制度創新問題，沒有合適的發明家和企業家成長的制度環境，新的資源紅利依然是一句空話。喬布斯之所以能成功，不在于他個人的天才，而在于他的成長有適宜的制度環境，那里有產權激勵體制，于是一個龐大的團隊在喬布斯身邊形成了。
第四，新的改革紅利。改革紅利又稱為制度紅利或體制紅利，通過改革讓制度得以調整，從而推動經濟的前進。舊改革紅利是指原有的改革措施帶來的優勢，但它是逐漸消失的，或者正在消失，這是必然的。舊改革紅利如果不進一步改革，那將是體制優勢潛力耗盡之時。所以制度調整，改革必須及時推進，繼續改革才能保證新改革紅利的出現，民間蘊藏著極大的積極性，不繼續調整制度是不可能形成改革的新動力，我們可以舉80年代農業承包制，鄉鎮企業興起，90年代國有企業改革，這是中國歷史上所特有的。為什么1979年農業承包推行這么快？因為人民有吃飽肚子的愿望，所以改革措施剛在四川、安徽等幾個省試點后，馬上在全國學習推廣，逐漸形成了農貿市場，各種商品都有了，又過一段時間，糧票、油票全取消了，這就是制度紅利。
沒有改革，經濟就不可能有突破，有了新的制度優勢，才能夠保證新的人口紅利，新的資源紅利的出現。新制度的優勢靠制度不斷地調整而形成的，按制度改革優先才能夠有技工時代，才會有科學技術的突破。
當前都在談改革，最需要和最急迫的改革是什么呢？是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制，要賦予企業自主經營的權力，取消所有制歧視，打破行業壟斷，縮小審批范圍，這是最重要的，把這些一改，其他就很容易推進了，比如財政體制怎么改，金融體制怎么改，資源價值怎么樣改，最要緊的就是讓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者。
可以說，中國必須加快改革，以便創造新的制度優勢，唱衰中國經濟是沒有根據的，今后中國經濟會有持續增長時期和新的發展動力，總之，對發展優勢問題，對人口紅利、資源紅利、改革紅利問題，不僅要有新的認識，更需要有行動，優勢來自于創造。
中國的改革開放從1979年開始到現在取得了連續32年平均每年9.9%的增長。可以說是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但是，即使在這樣的成績面前，社會上仍有不少不滿和悲觀情緒。這種情緒跟收入分配不斷惡化有相當大的關系。黨的十八大提出了要改善收入分配。
當初，日本與亞洲四小龍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實現公平跟效率。他們之所以能夠同時達到公平跟效率，就是因為他們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主要是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積累了資本以后再逐漸的進行產業升級和技術升級，實現效率和公平的統一。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獲得又好又快發展，為什么我國的收入分配沒有像東亞經濟體那樣在快速發展中逐漸改善，反而逐漸惡化？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國處于經濟轉型階段，在這個過程中，我國沒有按照華盛頓共識所講的“休克療法”那樣，把計劃經濟時代的所有扭曲一齊消除掉。如果那樣做，中國經濟必然會崩潰。中國采取的是一種雙軌制的改革。在改革初期，計劃經濟時代的很多大型國有企業資本非常密集，這不符合中國的比較優勢。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環境當中，它們是沒有制勝能力的。在雙軌制的改革之下，我們就繼續保留了一些必要的保護跟補貼，讓這些企業生存下去。同時，雙軌制的另外一軌是放開原來受到抑制的、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符合比較優勢產業進入的鄉鎮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正因為另外一軌具有比較優勢，所以具有強大的競爭力和生命力。這是在改革開放中，中國沒有像蘇聯東歐那樣崩潰、停滯，而是穩定和快速發展最主要的原因。
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在中國經濟穩定、快速發展過程中，收入分配也在不斷惡化。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為了保護原來那些不符合比較優勢、沒有自身能力的大型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我們保留了一些扭曲。這些扭曲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金融結構高度集中，以大銀行和股票市場為主；二是資源的稅費非常低，基本上等于免費把資源送給企業；三是在某些服務業上面保留著壟斷。這三方面措施保證了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企業，當中大多數是國有企業能夠生存下來，不至于崩潰。以金融為例，由于我國的金融高度集中在大銀行跟股票市場，而且實際上是有金融抑制的。在這種狀況下，能夠獲得金融服務的還是大企業和富人擁有的企業。他們得到金融服務的時候，實際上是得到補貼的，誰補貼他們？是把錢放到金融體系里面，但是得不到金融服務的普通居民或者是中小企業和農戶。讓窮人來補貼富人和大企業，當然收入分配會隨著經濟發展惡化。而且這種金融抑制過度集中，不僅影響到資金回報向大企業集中，因為勞動力比較密集的農戶跟制造業和服務業當中中小型的企業得不到金融的支持，他們的發展是得到抑制的。而他們是勞動力比較密集的，能夠創造更多的就業，他們的發展得到抑制代表了什么呢？勞動需求也是受到抑制的。因此，工資收入的增長比實際經濟增長應有的速度偏低的。這是對于低收入，以及勞動所得比重不斷下降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同樣，在資源價格的稅費非常低的狀況下，國家財富逐漸轉移到少數能拿到資源開發權的企業手中。另外，金融、交通、通信這些服務業的壟斷也必然創造了壟斷意義。這也是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中收入分配不斷惡化的最主要原因。
十八大報告提出要調整兩個比重。也就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如果達到這個目標，就應該深化改革，把現在的扭曲取消掉。只有把這種扭曲取消掉，才會同時達到實現公平跟效率。現在條件已經成熟。在改革開放初期，之所以要給予資本密集的大型的產業必要的保護和補貼，主要是因為當時我國還是一個低收入國家。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當然不具備比較優勢，企業是沒有生存能力的。
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人均收入已達到5400美元，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這也就意味著，原來一些不符合比較優勢，沒有自身能力的企業，現在已經具備比較優勢和能力。以汽車產業為例，過去需要補貼才能生存，現在我國的汽車產業，像民營的吉利、奇瑞都可以在國際上與國際企業展開競爭，這說明它們是有比較優勢和自身能力。所以，雙軌制當中的保護補貼，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
十八大提出很多目標，比如，從2010年到2020年，我國的人均收入要翻一番。在這個過程當中收入分配要改善，我覺得這是完全可以達到的。也就是說每年的經濟增長應該達到7.6%。這樣一個目標是完全有可能實現的，因為中國還有維持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長潛力。當然如果把這個潛力挖掘出來，我們必須維持社會穩定。要實現社會穩定就要求我們改善收入分配，消除貪污腐敗，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按照比較優勢發展，企業有自身能力，不需要國家保護補貼。這樣的發展方式和收入分配是隨著經濟發展可以改善的，而且沒有補貼，就沒有行政創造的資金，尋租的行為、腐敗的行為就能夠得到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