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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財政懸崖”，美國兩黨大選后勢必要重新回到談判桌上做出妥協。然而妥協頗為艱難，因為兩黨的對峙，和其固有選民的對立鴻溝，是緊緊綁定的。
開票當天，卡爾
·羅夫，小布什總統的國師、人稱“選舉奇才”的預測錯得有悖常情。難道羅夫只是為了忽悠選民而在強辯嗎？誤判結果會讓人懷疑他智商低下，這是咨詢專家最最忌諱的。一個政壇老江湖錯得如此離奇，有一個原因或許能來解釋，就是政客們與之互動的，不是整個民意，而是和他臭味相投、利益觀相系的那個選民小集團。
奧巴馬為了連任，過去一年多出席了221次政治籌款集會。而里根在謀求連任的1984年，出席類似的政治獻金會不過4次。假定每次出席平均得耗2.5個小時，則奧巴馬花費了552.5小時，他整年工作量的四分之一，這還沒有計算他和助手在幕后策劃占用的更多時間呢。他哪兒還有時間來謀國策？
更要命的是，只同樂意獻金支持自己的人群交流溝通，只會強化你的固有印象，以為這些子群體的訴求就是整個國家的利益所在。在網絡時代，信息收集和傳播在技術上非常便捷，但人們是否就能全面地把握信息，平衡地詮釋，得到健全的決策？搜索、細分、匹配的信息技術能非常敏銳地捕捉到你的傾向，主動把你所偏愛的信息不斷“喂”給你，讓你的感覺很受用。以至于連羅夫這樣精明練達的老手，也被囚禁在自己信息的“牢籠”里，自迷迷人，失算到可憐的地步。
然而不得不指出，背后還有更深一層的機制原因，不妨從幾十年前約翰遜總統的掌故談起。在著名歷史學者Robert
Caro的大部頭傳記（已完成四卷，有些出了中譯本）里，約翰遜人情練達，以善于促成各類政治交易而聞名。他初出道時是個邊遠小鎮的鄉巴佬，代表得克薩斯州的眾議員。那時剛來華盛頓的新科議員，集中住在聯邦提供的小旅館，而且共用一個淋浴房。約翰遜為了爭取與更多的人結識，每看到有人去沖澡，自己也趕著去，以便逮到和人交談的機會，一天竟用掉了四條肥皂！果不其然，會期到時，他已被眾人推舉，儼然成了個頭頭。約翰遜也能知己知彼，他信息靈通的渠道，主要是結交了議員們經常聚會的酒吧里的一個當紅酒保。那人周旋在議員中間，把他們之間的交談留意在心，然后知會約翰遜。后來那個酒保隨約翰遜一路發達，財運官運亨通，在華盛頓權傾一時，直到官腐太厲害而垮掉。
從這些小故事可以了解，當時國會的議員們生活在一起，跨黨派之間的交流是家常便飯。他們的家庭也都移到了華盛頓周邊，孩子就讀相近的學校，妻子也常常走動，互相參加孩子們的生日慶祝會，大家也一起打牌談笑、觀看球賽，等等。反正是常來常往，即便政見各異。譬如，來自北卡州的老牌共和黨參議員霍爾姆斯，出了名的保守固執，大鷹派一個，他回憶到，因為孫女要加入學校的壘球隊，曾邀請民主黨參議員，觀點極端自由的大鴿派來教孫女打球。所以，同事之間政見南轅北轍，卻能結成通家之誼的，相當尋常。有道是，見面三分情，對于服務國家利益，這樣的良性交誼構成了跨黨派合作的感情基礎。而這一切，如今都不復存在了。
今天，靠著航空客運的發展和多媒體通訊的發達，很多議員根本不需要把家庭挪到首都。他們能星期一飛來華盛頓，星期四晚上就飛回各自的選區。他們沒有時間，也不感到需要來和同事們，特別是跨越黨派的磋商，共議政策法案。他們成了十足的政客，在當選的第二天，就又重新開始拉票在謀求連任了。這種全天候競選活動的指向，就是各自選區那“一畝三分自留地”，不確保能搞定自己選區里足夠多的選票，他們是無法安下心來“干正事”的。而現在傳媒的發達，全天候追蹤報道壓力非常大，每個動作、每個表態都巨細無遺記錄在案，議員們不敢越黨派雷池去表達冒犯本區選民集團利益的任何意見，略有差池，就有翻車之虞，輸給本黨覬覦這個位置的潛在挑戰者。
我在訪問柏林時，曾專程去郊外的波茨坦參觀，對一件事印象格外深刻。當年丘吉爾在波茨坦的談判桌邊，屁股還沒坐熱，倫敦就傳來他落選的消息，新任首相工黨領袖艾德禮接替他來了。臨走時，丘吉爾苦笑著說“英國人終于成熟了。”這個故事正是被金格里奇用來告誡新當選議員們的“慘痛教訓”。
金格里奇1995年是眾議院議長，他一手設計了共和黨的大勝，通吃了兩院。他力促議員們，不要把家搬到華府，而要一刻不放松地緊盯著各家的“自留地”，一有機會就得回到選區去強固選民基礎。這個政客的典型招數，害苦了國家整體的長遠利益，但這能只責怪政客嗎？他們的選民難道不是已成板塊狀分化了嗎？
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下期來考察美國民眾是怎樣分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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