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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在未來一段時間里仍然應該采取防守型策略。同時要注意管理投資組合的波動率。盡管很多美國股票按歷史標準看估值非常便宜，但整體市場并沒有反映“財政懸崖”問題惡化的最壞情況。
美國大選結束后，美國的“財政懸崖”問題立刻成為新的市場焦點。“財政懸崖”現在已取代“歐債危機”，它將是未來一段時間全球金融市場變化的一個主導因素。
大選的結果并不能幫助人們更清楚地預測“財政懸崖”未來的走向。股票市場首先對此作出了負面的反映，美國大選后的一個星期，標普500指數已累計下跌超過5%。選民的意愿其實同樣也是不清晰的。從總統選舉的層面看，選民最終選擇了一個支持較大政府及主張更多政府功能的總統，并且普遍認同應該由美國最富有的階層來支付未來較大政府的相關開支；從國會選舉層面看，選民卻選擇了由竭力支持減少政府規模的共和黨來控制眾議院。白宮和國會繼續分治。從歷史上看，分治的政府和國會所制訂的公共政策立法更加有效。里根和克林頓時期的很多立法都是經民主、共和兩黨妥協通過的，其最后的效果也不錯。金融危機后，平衡各種利益的成本增加了，分治的情況較以前更加復雜。兩黨在哪些方面可以妥協，以及哪一黨會作出更多的妥協變得非常難以預測。這也給金融市場的投資者帶來了困難。
市場主流的看法是：1：“財政懸崖”現在并沒有長期的、根本的解決方案。現實的政策選擇只是將眼下的問題向后推，或防止經濟增長和就業突然惡化。盡管協商的政治過程繁瑣，有時甚至是緊迫及艱難的，但美國政府與國會最終可以達成一定的妥協，通過一系列新的政策立法來減輕“財政懸崖”對經濟的影響，或者以臨時性的政策立法將可能出現的問題延后；2：即便最終達成一定的妥協及推出新的政策立法，“財政懸崖”仍然會對美國的增長和就業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資本市場對此的反映將會是消極和謹慎的。
美國政府和國會所剩下的時間是非常有限的，從現在到年底，只有40天左右的時間，其間還有感恩節和圣誕節假期。為此，白宮可能會先作出進一步的妥協，包括將小布什時期稅務寬限法案再延長至少半年。在稅務問題上，民主、共和兩黨其實同樣認為增加政府收入不應該通過直接加稅而應該通過減少稅務豁免來進行；他們也同樣認為新的稅賦不應該針對年收入在25萬美元以下的居民戶；大選后兩黨也都表示了希望達成妥協的意向。所有這些都是雙方妥協的基礎。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11月公布的最新研究報告分析和預測了“財政懸崖”可能對經濟的影響。他們認為，如果國會和奧巴馬政府依照目前的時間表及安排實施增稅和減少支出，雖然可以在2012和2013年財政年度減少4500億美元的政府赤字，但美國經濟在2013年會出現0.5%的負增長，美國的失業率將從目前的7.9%上升到9.1%；相反，如果美國國會和奧巴馬政府延長所有到期的稅務優惠法案及延后削減開支，則2013年美國經濟增長可以達到2.25%；若再加上削減工資稅和延長相關失業補貼，經濟增長可以達到3%。
除去官方的研究和報告外，專業研究機構和金融投資機構也紛紛對“財政懸崖”的影響作出預測。“財政懸崖”對經濟有極其負面的影響，但是量化這些影響是非常困難的。這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理論上講，由于“稅收乘數”和“支出乘數”的存在，估算稅收與支出變化對GDP影響的方法并不可靠。通常認為增加一美元的稅收，對GDP的負面影響將會多于一美元；政府支出減少一美元，GDP的減少也會多于一美元。而這其中的數量關系在不同市場環境中并不是固定的。最近的例子是國際組織的專業研究報告錯誤地估算了歐洲國家的“稅收乘數”和“支出乘數”，導致部分歐洲國家政府采取了過激的“擴張性緊縮”政策，其結果使經濟和政府債務問題更加惡化。第二：美國在過往的很長時間里沒有經歷過同時間地實施增稅和減少開支，因此在做相關的分析時，沒有歷史的經驗和數據可供參考。第三：外圍環境仍存在很多不確定性。歐洲債務危機還有很多不確定性，新興市場經濟增長也不明朗等。外圍因素和美國經濟相互作用，這使得測算更加困難。第四：即便短期政策立法可以將問題延后，但接下來還有“債務上限”等問題，還有很多不確定性存在。
在這種情況下，國際投資者應該怎樣部署呢？投資者在未來一段時間里仍然應該采取防守型策略。同時要注意管理投資組合的波動率。盡管很多美國股票按歷史標準看估值非常便宜，但整體市場并沒有反映“財政懸崖”問題惡化的最壞情況。而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的財政赤字，更是遙遙無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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