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絕大部分人所預期的那樣，雖然2012年《財富》世界500強上榜企業總體表現優異，總收入達29.5萬億美元，比上年增長了13%，總利潤達1.6萬億美元，比上年增長了7%，但中國企業業績增長還是超過了全世界大多數同行，這使得今年中國（包括香港特區）上榜公司連續第九年增加而達到73家。至此，中國上榜公司數量超過日本，僅次于美國。
在上榜中國公司逐年遞增、今年就比上年增加12家、上榜中國企業排名大幅度前移的背景下，去年排名第354位的中鋼集團公司今年落榜，便顯得格外突兀、刺眼。尤其中鋼集團并非如同某些退步的國外巨頭那樣因缺乏進取精神而隕落，而是倒在過于激進的擴張戰略下，這就使得中鋼覆轍擁有相當普遍的警示意義。
中鋼的崛起，在于積極的企業并購策略，使其在數年之內便躋身世界500強；中鋼塌陷，則在于過度擴張，以至于本來不無可取之處的策略把這家企業推向了深淵。中鋼之所以會被山西中宇無限期占壓數十億元資金，是因為當初中鋼希望通過預付款滲入山西中宇，最終用最低成本來控制這家鋼鐵生產廠，根本改變中鋼在市場上作為單純鋼鐵貿易商的不利處境。假如山西中宇經營穩健，這一策略堪稱可取；問題是山西中宇因經營無方而陷入困境，最終讓中鋼的40億預付款打了水漂，高招頓成昏招。而中鋼之所以會誤判山西中宇前景而使出預付款昏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鋼管理層在非理性擴張熱潮中判斷力嚴重受損。
之所以要強調企業盲目擴張之風險，還有另外兩個重要原因。其一是管理層道德風險。絕大多數規模大到一定程度的企業，最終都不可避免要走向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的現代企業，任何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的現代企業都必須面對管理層的道德風險，這種道德風險之一是好大喜功，用股東的資金營造自己的“王國”；之二是侵吞企業資產。由于企業和社會轉型劇烈，原有監管措施受到破壞，新監管體系不完備，更由于某些社會輿論和政策取向對企業管理者過度縱容，我國本來就正處于企業管理層道德風險的高發期，無論是國企，還是發展到了一定規模的民企、外企，都無法幸免；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上述兩類道德風險又受到額外激勵。就第一種道德風險而言，對于中國企業經營者來說，大手筆的海外投資、尤其是并購海外知名企業能將自己推向國際商界關注的焦點，使得自己躋身美歐發達國家主流企業家俱樂部，這些巨大誘惑往往導致他們難以冷靜地評估跨國經營的收益和風險，典型如中航油的陳久霖。就第二種道德風險而言，顯然侵吞海外資產比侵吞國內資產更為便利，對此，中國企業必須改進內部管理，立綱陳紀，無論如何“成功”的經理人都不得凌駕于企業規章制度之上，這不僅有利于保護國家和企業資產不受侵蝕，維護市場經濟的基本秩序，也有利于保護企業經理層這一可貴的人力資源，避免整整一代本來前途無量的企業家失足落水。
其二是因為中國正在經歷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資產負債結構惡化本來就是企業過度投資擴張的最大風險之一，而由于跨境投資擴張比國內投資擴張要遭遇額外的匯率和利率變動風險，進一步放大了這種風險。
新興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高增長通常是其國際收支持續順差、本幣連年升值、國內經濟過熱逼迫貨幣當局提高利率、經營成本上漲等因素的產物。在這種情況下，較有實力的企業通常傾向于借入低利率且其計價貨幣匯率看跌的外幣債務，以便用最低成本支持其海外投資擴張。而為了支持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這一時期的東道國政府也普遍樂于放松對企業借用外債的管制，如中國近年準許境內母公司為其境外子公司在國際金融市場借債提供擔保。但大規模的對外直接投資本身就會直接減少東道國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倘若對外直接投資伴隨著出口生產能力大規模轉移，又會間接減少東道國經常項目順差，甚至可能造成逆差。這樣，對外直接投資增長將逐漸削弱本幣匯率升值和利率居高不下的根基，最終達到轉折點。假如國際游資窺見這一弱點而發起大規模投機性貨幣攻擊，匯率、利率轉折將到來得更快、更猛烈。屆時，海外投資企業借入的外幣債務利率大幅度上漲，其外幣本金折算成本幣也將急劇升值，很可能從海外擴張的助推器變成脖子上的絞索。
上世紀九十年代曾風光一時的韓國財閥，不止一家就是沿著上述道路走向末日，最典型者莫過大宇集團。同樣的情況也可能在現在熱門新興市場重演。去年下半年以來巴西雷亞爾對美元匯率貶值幅度達到兩位數，致使巴西企業在國際市場融資難度大大提高，去年巴西企業在國際市場獲得融資470億美元，今年預計只有1億美元，而今年巴西企業到期外債約有273億美元。
中國骨干企業中會不會出現同樣情形？這是我們要竭力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