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收入差距形勢之所以惡化是因為舊的城鄉收入差距沒有完全解決的情況下，出現了新的拉大收入差距的兩個情況——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和城鎮內部的收入差距。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出臺的各類公共政策一直致力于緩解收入分配失衡的態勢。例如，以往被認為占據收入差距絕對比重的城鄉收入差距盡管仍舊在高位徘徊，但在近年來得到緩解并有下降趨勢，城鎮/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比率在2009年達到歷史最高值3.33以后，2010年降至3.23，2011年再降至3.13。這主要得益于2003年以來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惠農政策措施（補貼政策和社會安全網）、城市化驅動的進城務工人員增加和國家對于糧食收購的保障等措施。同時，針對提高農民（工）可支配收入增幅的公共政策還有兩個收入的流動性效應，即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縮小和全國范圍內收入差距增幅穩定。
近年來，收入差距形勢之所以惡化是因為舊的城鄉收入差距沒有完全解決的情況下，出現了新的拉大收入差距的兩個情況——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和城鎮內部的收入差距。在人口大組別間的城鄉收入差距整體改善的情況下，行業之間和城鎮內部這樣的人口小組別內的收入差距能夠惡化整體收入差距形勢，需要引起我們關注，更何況收入差距的惡化是在我國經濟增長、城市化和城市公共投資最為快速的10年間發生的，因為按照庫茲涅茨曲線的原理，經濟增長、城市化和城市公共投資是有利于改善收入差距的。
觀察行業間的收入差距，發現收入分配過多地向上游的能源、電力、金融等行業傾斜，而下游的競爭性行業投資過度而產能過剩，處于行業組別內收入分配不利的一方；觀察城鎮內部的收入差距，發現收入分配過多地向資本和資產擁有者、權力擁有者傾斜，而城鎮一般勞動者則處于收入分配不利的一方。如果再觀察我國收入差距變化的時間軌跡的話，可以發現，2000年以來的10年是我國行業和城鎮內收入差距擴大最為快速的10年。根據《中國城市生活與價格年鑒》提供的數據，城鎮基尼系數從1990年到2000年的增幅很小（從0.17上升到0.23），但從2000年到2010年的增幅卻很大（從0.23上升到0.33）；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計算得到，行業工資變異系數從1990年到2000年的增幅比較�。◤�0.136上升到0.230），但從2000年到2010年的增幅卻很大（從0.230上升到了0.346）。
收入分配是經濟增長成果在參與經濟成果創造主體間分配的結果，體現的是生產關系，而收入分配的差別產生的源頭也要從經濟增長成果的創造模式說起。2000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模式發生了轉變，即從主要依賴改革開放以來的體制性紅利釋放為主，轉變到以資本形成為主的新模式。新增長模式最大的特點就是，在單一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數量競賽決定地方官員升遷的政治考核模式下，政府主導經濟增長以及對于以固定資產投資為主的資本形成這一增長模式的偏好，而這一模式在2001年“入世”和2003年以來房地產快速發展中體現得最為充分。“入世”推動我國出口超常規增長，盡管出口靠的是低成本、低利潤的規模優勢戰略，但全球制造業基地帶來的規模效應需要出口投資的數量級增長，表現為各地以物流、能源、基礎設施、房地產、電信、路網、航運與港口等服務于出口需求的全產業鏈大規模建設；房地產市場的快速發展不僅直接推動房地產開發投資的超常規增長，而且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讓收入為資本金或通過土地入股，撬動了銀行貸款和外來資金，推動了基建投資和招商引資的超常規增長。同時，為了實現資本形成在數量上最大可能增長，需要勞動力、土地、能源、電力、資金等上游生產要素大規模地集中服務于資本形成，最終形成了政府主導下的資本形成全產業鏈。
由于地方政府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全部寄托在以大規模資本形成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上，當經濟增長主要由政府主導時，政府決策也是生產投入之一，必然在收入分配上出現向土地、能源、電力、資金等上游生產要素以及政府部門傾斜的問題，也就是初次分配向資本資源和權力傾斜，這是行業收入差距產生的原因。
在政府主導經濟增長和對資本形成的增長模式格外偏好的情況下，國有經濟的投資比重會越來越大，國民收入再分配必然會向資本形成和政府龐大的事務領域傾斜，再分配調節收入差距的功能就無法發揮到位。而追求規模增長的資本形成對于資本和資源的需求與資本資源有限供給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造成了資本和資源的價格不斷上漲，而改革開放以來一般勞動力的供給卻是無限的，因此造成了收入向掌握資本和資源的城鎮居民傾斜，而一般勞動報酬占比不斷下降，這是城鎮內部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
20世紀70年代，日本和韓國等也經歷了類似我國的重化工業時期，也曾經歷了收入分配向資本和資源傾斜而一般勞動報酬占比下降的問題，而這一問題解決的時機也是在產業結構升級后才形成的。因此，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實現從政府主導經濟到市場主導經濟的轉變和資本形成驅動到消費為主的內需驅動的轉變，是提高“兩個比重”（國民收入/GDP和勞動報酬/國民收入）和解決收入差距的根本做法。很多人提出的完善社會保障、加大民生支出、推進財稅改革（推出所得稅和財產稅等）等措施實質上都是再分配領域的措施，盡管能緩解收入差距的增幅，但無法彌合收入差距的鴻溝。因為，這些措施都是政府單方安排下的措施，在沒有利益群體參與博弈的情況下，存在難以跨越的體制性障礙。
經濟增長模式轉變后，收入分配的話語權向市場競爭主體轉移，而目前廣為詬病的缺乏監管、分配秩序混亂等擴大收入差距的新因素也就不復存在了，行業收入差距的問題也就解決了；經濟增長模式轉變后，經濟增長對于上游產業無限度追逐的模式也就終止了，資金、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的源頭也就消失了，收入向掌握資本和資源的城鎮居民傾斜也就不存在了。
近年來，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曙光已現，經濟發達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初見成效，這些地區行業收入差距明顯小于其他地區；同時，我國勞動力拐點為緩解城鎮內部收入差距提供了契機。近年來，農民工工資增長率超過了城鎮職工，成為縮小城鎮內部工資差距及收入差距的積極因素。2007至2010年，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收入年均增長8.5%，而建筑業增加了20.6%，房地產業增加了27.1%。但是，收入分配所具有的改善狀況是否可以持續，歸根結底取決于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快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