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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股市中的廣大散戶奮斗者類似，居民在整個社會分配體系中的增速同樣處于“跑輸大市”的狀態。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最新數據，從2002年到2011年的10年間，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1.8倍。同期，全國公共財政收入增長了4.5倍，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了3.6倍，增速均遠高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這一數據與之前公布的居民收入在整個收入中占比逐年下降的數據基本一致，居民的收入增長非但未能跑贏大市，相反還大幅落后于市場整體一般水平。即與GDP增長3.6倍相比，居民收入增速僅為其一半。這一宏觀上懸殊的比例表明在過去10年間，社會創造的財富大部分被分配到居民部門之外，考慮到公共財政收入增長達4.5倍，那么至少可以認為政府部門的收益是遠大于普通居民的。事實上從每年的增長速度來看，城鎮居民的收入年均增速僅為10%左右，而公共財政收入的年均增速則高達20%以上。
這一收入分配格局與我國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密切相關。在過去10年中政府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而這兩大引擎增長的基礎是勞動力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包括鋼鐵、造船、化工和水泥等等，甚至包括包裝成高新技術產業的光伏原材料粗加工行業。這些行業運作中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政府在其中通過金融系統將居民部門的部分收益轉移到企業和政府部門，以此推動企業和經濟快速發展，并間接解決就業和收入增長。
這一模式除了資金的大量投入之外，還需要得到廉價勞動力的支持。譬如造船這樣的行業，如果沒有低成本勞動力的支持，則很快面臨產地轉移的問題。因此，政府在發展這些產業的時期并不愿意過快地提高勞動力成本，否則產業和財稅的發展必定會受到較大的限制。這也是為何10多年來工資收入上漲遲緩，部分打工者收入甚至未有變化的根源之一。
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比較適合經濟發展的粗放階段，且具有增加尋租機會、擴大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巨大負面作用。如果不隨著經濟環境的改變而及時做出調整，恐怕會對未來的經濟社會穩定造成很大的影響。尤其是潛在的“中等收入陷阱”，表面上與收入相關，實際上卻與經濟發展模式、社會分配制度相關。按照目前的收入分配狀況和經濟運行模式繼續運轉，那么問題很可能會逐步積累。
雖仍未到積重難返之境，但也需對此保持高度的警惕。從及早動手、有備無患的角度出發，應盡快解決宏觀收入分配領域的公平性和協調性問題。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宏觀方面，消費一般是經濟增長主導力量，而投資和出口占據相對次要的地位。收入分配方面，居民個人收入增速一般與經濟增長基本持平，甚至略高。
而產業投資領域，則以技術和資金密集型行業為主。服務業雖然規模巨大，但絕大部分僅僅是從屬地位，核心仍然是高科技技術密集型產業。通過偏向于中低端勞動力的收入分配制度，西方國家政府將高科技企業的部分收益轉移給普通工人，再通過發達的服務業體系，將工資性收入進一步轉移給數量龐大的服務業勞動力。從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等少數能夠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來看，基本也屬于這一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模式。
這一模式對我國有很強的借鑒意義，未來的經濟增長必須解決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問題，讓更多的居民享受到經濟增長的成果。只有在兼顧收入分配公平，核心高科技產業持續增長的條件下，經濟與居民收入的可持續發展才能得到保證，中國經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也會隨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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