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增長速度2007年高達14.2%，2008年出現較大幅度下降，降至9.6%，隨后幾年的經濟增長呈現震蕩徘徊的態勢，今年第三季度增速降至7.4%。此輪經濟增速下滑究竟是我國經濟中長期增長階段的轉變還是短期經濟波動？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事關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和未來發展大局。因此，許多經濟學者將經濟潛在增長率作為求解的重要指標，從多角度進行了深入研究。
經濟潛在增長率是指一國（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在既定的技術和資源（勞動力、資本）條件下，在充分就業和不出現嚴重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各種資源最優和充分配置所能達到的最高經濟增長率。一般認為，經濟潛在增長率主要由勞動、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等因素決定，其中任何一種因素的趨勢性變化，都會引起經濟發展的長期趨勢出現變化。
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規律表明，在經歷20年乃至更長時間的經濟高速增長后，經濟增長速度一般會呈現臺階式下降的特征。學者普遍認為，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同樣不可能一直保持在10%以上的水平，也必將從高速增長臺階向次高速增長臺階過渡。目前，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的條件已經或即將顯現。這主要表現在：
勞動力供給增長放緩。我國人口結構正在發生變化，局部地區出現的“民工荒”、“招工難”等現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據預測，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于2016年達到峰值，總量為9.99億人，之后逐漸下降，到2020年將下降至9.87億人。2011—2020年就業年均增速將比前期下降0.9個百分點，拉動經濟增長率下降約0.4個百分點。城鎮化加速推進所釋放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仍然不能彌補勞動力人數下降對經濟長造成的負面影響。
儲蓄率有所下降。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在影響勞動力供給的同時，也將導致儲蓄率下降。據測算，人口撫養比每上升1個百分點，儲蓄率將下降0.8個百分點。隨著人口結構變化，我國正在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口撫養比不斷上升。2011—2020年，人口結構變化將帶動儲蓄率下降2.8個百分點。
經濟全球化紅利衰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抓住了全球產業分工調整的重大機遇，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對外貿易成為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目前，高達60%的外貿依存度已接近大國經濟發展的極限，繼續上升的空間有限。加上世界經濟不景氣、發達國家加緊實施內外經濟平衡戰略等，未來出口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將逐漸遞減。
土地、能源和環境約束加大。經濟發展環境出現重大變化，低土地成本、低能源成本和低環境成本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國依靠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環境成本等形成的所謂“投資成本洼地”效應將逐漸消失。
全要素生產率難以大幅度提高。一是短時期內技術水平難有大的突破和提高。二是勞動力再配置效應有所減弱。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城鎮化過程中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工業和服務業部門的再配置帶來的整體生產率上升，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重要來源，但我國農村可轉移勞動力數量出現下降趨勢。三是市場化改革的制度效應減弱。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釋放了經濟活力，提高了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然而隨著改革難度加大，市場化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有所減弱。
準確判斷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的時間窗口，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選擇具有重要意義，但有關研究對此存在較大分歧。
有人認為，潛在增長率從2007年就開始下降。自我國經濟增長速度2007年達到1985年以來的最高點以后，潛在增長率就開始小幅放緩，“十一五”時期年度潛在增長率已回落至9%左右。2007年是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變化的轉折點。
更多的人認為，潛在增長率在進入“十二五”時期開始下降。我國經濟已經處于高增長階段的后期，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下降預示著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在下降。“十二五”時期經濟潛在增長率將明顯下降，但“十二五”時期也是經濟轉型的重要戰略節點，我國經濟將步入由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增長的新階段。
還有人將潛在增長率下降的時間窗口定位在“十二五”末“十三五”初，認為2015年左右即“十二五”末、“十三五”初我國經濟將進入增長速度回落的時間窗口，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可能會下一個較大臺階。
也有人認為，潛在增長率下降的時間窗口難以預測。經濟潛在增長率主要取決于勞動人口的增長率和單位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勞動人口的增長率相對容易判斷，但很多因素都會導致單位勞動生產率變化，使得單位勞動生產率變化難以測算。此外，經濟潛在增長率還受到很多不可計量和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如體制改革、技術進步、管理改善等。
我國經濟在經歷長達30余年的高速增長后，下一個臺階的潛在增長率是多少呢？學者們從不同角度、運用不同方法進行測算，得出了不同結論。
觀點之一，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一臺階為9%左右。潛在增長率將按1個百分點的速度緩慢下降，從現在的10%左右下降至未來5年的9%左右，再往后的5—10年將維持在8%左右。其中也有人給出了一個區間值，認為2011—2015年我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在8%—9%之間，2015—2020年將下降到7%—8%之間。
觀點之二，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一臺階為8%左右。潛在增長率下臺階的幅度約為2個百分點。“十二五”時期將由改革開放以來的10%左右下降至8%左右，7%—8%的實際年度經濟增長是可接受的增長區間，“十三五”時期將繼續下降。2020—2030年潛在增長率將進一步下降至5%—6%。
觀點之三，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一臺階為7%左右。潛在增長率將有一個較大幅度的下滑，將由近些年的10%以上的增長率下調3個點左右。其中部分人認為，“十二五”時期我國經濟還將保持9%左右的高速增長，2015年前后潛在增長率將降至7%左右。但也有較為悲觀的預測認為，我國“十二五”時期潛在增長率就將降至7.2%，“十三五”時期將進一步下降至6.1%。
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將帶來一系列風險和問題，比如，高速經濟增長伴隨的高流動性和規模經濟收益掩蓋的低效率問題將會暴露，行業盈利能力將下降，企業生產經營將更加困難等。學者們普遍認為，應正視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及早應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調整經濟增長預期，合理設定宏觀經濟調節目標。當潛在增長率下降后，在既有的增長模式和發展方式下，擴張性經濟政策不僅不能拉高經濟增長速度，反而會積累新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應降低經濟增長預期，運用新的增速標準判斷我國宏觀經濟景氣程度，合理設定宏觀經濟調節目標，防止過度刺激。同時，應以加快經濟轉型和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為著力點，努力保持經濟平穩發展。
加大重點領域改革力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是學者們在研究潛在增長率下降應對時給出的比較一致的策略。一是加快市場化改革。減少行政性資源配置，打破壟斷，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優化資源配置；適時推進利率、匯率和要素價格改革。二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初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為核心，立足于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費能力；保障勞動者工資合理增長，培育壯大中等收入群體；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減少居民后顧之憂，為擴大消費創造條件。三是加快影響勞動力供給的制度改革。積極推動以農民工市民化為取向的戶籍制度改革，引導城鄉勞動力合理流動；完善人口管理制度，提高農民工融入城市水平；完善和創新農村土地制度，提高農民收入，發展現代農業。
加大投入，提升人力資本水平。提高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重點加強農村基礎教育和城市職業技術教育，加強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勞動力培訓，提升人力資本水平。
堅持創新驅動，提高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更加注重基礎研究投入，逐步縮小與發達國家在研發投入上的差距；推動政、產、學、研、用深度融合，加快科技創新體系和人才體系建設；完善對創新主體的激勵政策，推動自主創新產品的市場化和產業化。
改善中小企業發展環境，夯實經濟社會發展基礎。放寬市場準入，改善民間資本投資環境，激發民間投資活力；繼續推動服務業營業稅改增值稅，減少重復征稅和降低稅負，適當地、有選擇地給予中小企業稅收減免，減少和取消行政性收費，減輕中小企業負擔；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和社會服務體系建設，改善中小企業融資環境；建立健全鼓勵創業制度，形成全民創業的良好氛圍，提供盡可能多的創業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