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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以來，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經過了整整20年的探索實踐歷程。20年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為古老的中國持續注入生機和動力，有效調動和充分激發了人們干事創業的積極性、創造性，驅動中國經濟社會實現突飛猛進的發展，國內生產總值從1992年的不足2.7萬億元，躍升到了2011年的47.2萬億元，年均增長高達10.5%，總量居世界第二位。經濟實力的飛躍，帶動了人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全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92年的2027元增長到2011年的19109元。實踐證明，堅定不移地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是創造中國發展奇跡的根本原因，也是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繼續保持快速發展的必然要求。
　　然而，正如鄧小平所言，“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在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也日益突出，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收入差距持續擴大，而這一問題如果不能盡快采取措施加以解決，勢必會引發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系列問題，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大隱患。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理順收入分配關系，千頭萬緒、紛繁復雜，涉及層次多、調整領域廣、觸及矛盾深、推進難度大，絕非朝夕之功即可完成。
　　當前，收入分配中最為突出的當屬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占比偏低問題。改革開放30多年來，特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20年來，廣大勞動者為中國經濟長期保持高速發展貢獻了智慧和力量。雖然經濟發展的成果不同程度地惠及了包括普通勞動者在內的所有人，但客觀而言，廣大勞動者尤其是普通勞動者并沒有全面、充分分享經濟發展成果，這使得普通勞動者的各項權益在絕對改善的同時，與其他群體之間的相對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拉大。
　　統計數據顯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和國家財政收入均提高百倍以上，但普通居民的收入同前兩者的增長倍數卻相差甚多。特別是工薪階層的收入，更明顯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我國職工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在1978~2007年的30年間，由17％降至11％。根據國家統計局2004年和2008年兩次經濟普查數據，1992~2004年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從54.6%下降到47.1%，2004~2008年按新口徑，勞動者報酬從50.6%下降到47.9%。
　　解決初次分配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解決資本與勞動之間利益分配失衡的問題。這一問題在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發展初期，表現得也非常突出。由于勞動關系雙方利益分配不平衡，導致雙方對抗升級、沖突頻發，乃至發展到影響社會穩定的地步。正是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通過建立一整套以集體談判制度為核心的平衡勞動關系雙方利益的分配機制，矯正了勞動關系雙方失衡的利益分配關系。經過近200年的實踐，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已經形成了十分成熟完善的集體談判制度。應該說，二戰后一些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發展能夠重新煥發生機活力，與集體談判制度在平衡勞動關系雙方利益分配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
　　我國嚴峻的現實使得解決初次分配問題、提高普通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愈發顯得迫在眉睫。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并非易事。發展市場經濟賦予了企業經營自主權，只要不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要求，企業就擁有絕對的自主權。具體到工資問題，企業只要不違反強制性的最低工資規定，就擁有內部收入分配自主權。在“資強勞弱”的格局之下，企業自主分配很容易演變成為企業經營者自主分配。實踐證明，在無法對企業內部收入分配關系進行外部干涉的前提下，必須在企業內部形成平衡勞動關系雙方力量對比的制度安排。我國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也有與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集體談判類似的制度安排，即由《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工會法》等法律以及大量地方法規、行政規章所確認和規范的集體協商制度。
　　目前在初次分配中資本分得多、勞動者分得少的局面，除了與我國勞動力市場長期供大于求有關外，更與集體協商制度在實踐中沒有得到很好落實直接相關。在力量對比上，由于勞動者長期處于天然弱勢地位，勞動關系雙方若要實現平等協商，科學合理確定勞動者收入水平，必須由工會這一團體代表勞動者通過開展集體協商進行博弈，從而保證勞動者在企業內部自主分配上有足夠的話語權。從歷史的維度看，不論是美國的羅斯福新政，還是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過程中，無一例外都伴隨著工會組織力量的日漸強大，從而以團體的力量來保障勞動者在初次分配過程中的話語權。
　　如果沒有工會通過開展集體協商來平衡勞動關系雙方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很多看似有效的政策措施都會面臨“跑偏”的結果。比如，初次分配涉及政府、企業和個人三個主體以及政府與市場的分配關系、企業內部的分配關系。政府固然需要通過減稅等措施向市場讓利，但政府讓利并不等于普通勞動者就能夠直接受益，如果勞動者缺乏足夠的話語權，政府向市場讓利的益處就可能被資本擁有者獨享，企業內部的利益分配關系將進一步失衡，收入分配結構只會更加不合理。
　　近幾年來，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健全完善，我國集體協商制度建設取得了長足進展，這一制度在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中的地位作用日益凸顯。中央一再強調，要通過協商、協調、溝通的辦法化解勞動關系矛盾。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也明確提出，要按照市場機制調節、企業自主分配、平等協商確定、政府監督指導的原則，形成反映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和企業經濟效益的工資決定機制和增長機制。法律的規定、黨中央的要求、“十二五”規劃綱要的部署，特別是廣大普通勞動者全面、充分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迫切要求，都表明集體協商制度建設在當前具有極端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然而，實事求是地講，雖然集體協商制度建設在我國已經有十幾年的發展歷程，但從一項制度健全完善的全過程看，集體協商制度建設在我國還處于起步階段，大規模探索實踐也僅有幾年時間，這決定了集體協商制度建設還有諸多不完善處。比如，對集體協商制度建設的認識還沒有普遍提升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高度，規范集體協商制度建設的制度規則還不夠完善，集體協商制度的作用發揮還不盡如人意，等等。應該說，這些是任何一項制度健全完善過程中必須面臨的“成長的煩惱”、“發展的疑慮”，也從一個側面證明必須推動集體協商制度建設盡快健全完善。
　　當前，推進集體協商制度建設也面臨著難得的機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在調動包括廣大勞動者在內的全體人民各盡所能方面發揮了無可比擬的作用，下一步完善的重點應當是在實現“勞有所得”、各得其所、更好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上下功夫。
　　不論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傳遞出的鮮明政策導向，還是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緊缺狀況有所緩解，勞動力正在由過剩轉向結構性緊缺，為調整收入分配制度、向勞動者傾斜奠定堅實基礎，都使得通過建立包括集體協商制度在內的一系列制度機制，落實民生優先政策，從權益保障的立場出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經濟發展成果全面、充分惠及全體勞動者，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正在成為一種迫切要求。
　　工會作為集體協商制度建設的重要參與者和積極推動者，應當抓住當前難得的歷史機遇，將開展集體協商作為工會履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基本職責的重要手段，通過進一步加強源頭參與、積極開展實踐探索等途徑，推動集體協商制度建設作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在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斷提升，并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全完善而同步發展。
　　按照到2020年建立比較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進度，建立比較完善的集體協商制度也大致還需要10年的時間。這期間，隨著勞動關系市場化轉型的全面完成，勞動者權利意識的逐漸樹立，他們將更習慣于借助制度化的平臺理性有序表達自身利益訴求，這也使得集體協商制度建設逐步完善不僅成為可能，更會是一種發展的必然。否則，沒有這種制度安排，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是不完善甚至不公正的，建立比較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也注定難以全面實現。然而，無論多么宏大的目標，都應當通過一步一個腳印的點滴努力來逐步加以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講，為建成一個更加公平公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集體協商制度建設使命光榮、任重道遠，需要社會各方共同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