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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12月這個時間表的出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再次不可避免地成為全社會的討論熱點。緊鑼密鼓制定了八年時間，這到底是怎樣一只“薛定諤的貓”？
對于該方案，中低收入群體恐怕有著更為迫切的期待。這種過高的期待，使得一旦出臺的方案與自己的預期產生過大落差，落空的期待反而會產生更多消極影響。大家都希望12月出臺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是有干貨的。
根據媒體陸陸續續透露出的消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內容將包括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調節壟斷部門高收入、部分企業高管的過高收入以及某些社會群體的高收入、繼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著力縮小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等。
所提到的這些改革目標，確實是當前社會的共識，問題在于，這些共識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變成政策上的行動。在共識和行動之間，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就成為其連接點。這也是為什么收入分配改革如此難產的原因，因為其改革性質，不是在體制外增量的改革，而是對既有利益格局的調整，對壟斷國企的調整，更深層次的是對政府權力的調整。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放權讓利，決定著這個方案的含金量。事實上，改革就是利益的調整，在短期內，一部分人是獲益者，相應的另一部分人就有可能成為失意者。但是從長期來看，每個人都將從改革中受益。
我國收入差距逐漸拉大的現狀，在一定程度上是政策設計上的扭曲效果所致。政府的財政收入，更多的是用于投資，用于從事經濟活動，而不是民生和公共服務。中低收入群體，甚至中等收入群體，對于未來的不確定性和焦慮，就在于教育、醫療、養老、住房保障等社會公共服務提供不足，自己承擔的過多過重，從而不得不把即期收入儲蓄起來，不敢把錢用于當前的消費。因此，加大社會保障力度，從政策上進行頂層設計，而不是權宜之計，就應該成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應有之義。
改革要提升的是效率，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句口號也在過去為眾人耳熟能詳。效率就意味著收入要形成差距，否則就不能鼓勵先進，不能鼓勵先富，不能鼓勵那些在市場未來發展中能夠先知先覺的企業和企業家。但這個效率是有條件的，那就是結果可以不平等，機會平等，每個個體都必須擁有同樣的發展機會。我們深究效率的范疇，就不難發現效率本身就帶有公平的意味，本身就是公平的孿生兄弟。因此，靠壟斷賦予的許可證特權而獲得過高收入，不是效率鼓勵的對象，而是一種異化的效率。非如此，搶劫最有效率，為何這種效率從古至今從來都是過街老鼠呢？基于社會公正之下的高收入，我們應該繼續鼓勵，反之，就應該及時糾正。
一低一高，低的保障，高的剔除特權和不平等，套用孟子他老人家最愛用的句式，就是如此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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