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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長視角看，中國經濟面臨著結構性放緩、周期性放緩及其相互作用導致影響疊加的三重壓力，因此需要在矛盾叢生、不確定性林立的背景下明確應對的核心策略、政策搭配和具體措施。現階段政策應對的核心有必要放在化解周期性放緩上，而提振投資仍是短期發力的必然選擇。
2012年全年中國經濟增長“破8”意味深長。因為，這將是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數據最弱的年度表現，即便在全球經濟衰退0.57%的2009年，中國經濟也還增長了9.2%，而在全球經濟有望增長3.28%的2012年，中國經濟卻“破8”，增長數據將較1980年至2011年間中國經濟10.01%的平均增速低了超過2個百分點。可見，“破8”的背后，中國經濟相對于潛在水平表現出失速特征，相對于全球水平表現出補跌特征。筆者以為，拉長視角看中國經濟趨勢，失速的根本原因是，中國經濟面臨著結構性放緩、周期性放緩及其相互作用導致影響疊加的三重壓力。
結構性放緩是長期掣肘因素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包括：伴隨著人口增速和人口結構的變化，推動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減小甚至消失；伴隨著經濟、金融體制改革的成果積累以及重大政策突破瓶頸期的漸次到來，推動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制度紅利也在逐漸減小；伴隨著國際資源價格的水漲船高、國內資源開發的潛力漸降以及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升，推動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成本優勢正在逐漸削弱；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多年演化以及國內經濟金融風險的逐級釋放，中國投資與消費、內生與外生、城市與農村、實體與虛擬的結構性失衡尚未明顯緩解，甚至有所深化。
周期性放緩是短期需求不足作用的結果，短期需求不足的成因包括：伴隨著次貸危機和債務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日益沉淀，2012年全球經濟增長從歷史趨勢線上方逐步位移到下方，中國外需增長承壓較大；伴隨著“主動”調整經濟結構的推進，中國內需也在引擎轉換過程中承壓明顯；伴隨著長期10%高增長積累的動能周期性下降，中國經濟自然減速的內生要求愈發強烈。
結構性放緩和周期性放緩的并存，給兩者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催化創造了少見的歷史環境。兩者效應疊加的方式包括：通過概念模糊滲透，心理沖擊雙向疊加。由于周期性放緩和結構性放緩并存導致增長數據明顯下行，市場容易將長期因素和短期因素相混淆。一方面，可能將長期結構性風險視作迫在眉睫的沖擊；另一方面，又可能將短期周期性風險視作根基性的結構問題，雙重誤解導致市場放大了對長期風險和短期風險的整體恐慌，使得經濟信心受到額外打擊。還有，通過彼此深層作用，風險構成更趨復雜。一方面，經濟的周期性放緩導致部分結構性問題更加突出，另一方面，經濟的結構性放緩給周期性放緩的簡單應對模式提出了更大的挑戰。
在結構性放緩與周期性放緩及其“1+1大于2”效應疊加的三重壓力之下，從年度視角審視，中國經濟的現在和未來都面臨著較大挑戰。那么，該如何應對？
筆者以為，直面結構性放緩與周期性放緩并存的復雜局勢，應對不能是簡單的“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而需要在矛盾叢生、不確定性林立的背景下明確應對的核心策略、政策搭配和具體措施。首先，必須認識到，不存在一勞永逸解決所有問題的方案，決策者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分清輕重緩急，針對不同風險構成的形成期間、作用機理、影響期限和治理成本確定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當前的形勢是兩種放緩帶來三重壓力，如果不能迅速、同時化解結構性放緩和周期性放緩，那就有必要將重心放在有效化解其中一類放緩上，將三重壓力轉變為一重壓力。從排除法看，現階段政策應對的核心有必要放在化解周期性放緩上。
應對周期性放緩，須找到需求提振的短期突破口，即在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中，明確政策發力的短期主要方向。還是用排除法，先看消費，消費提振并不是短期內能有效達成的，提振消費需要在長期內逐步降低居高不下的儲蓄率，但由于結構性風險普遍存在，社保的完善以及中國傳統消費習慣的改變需要一個長期過程，壓降中國儲蓄率并非短期之功。再看出口，全球經濟的羸弱導致外需難以快速恢復，近期人民幣有效匯率在經歷過一小段時間的貶值后重新回到升值的長期通道內，對短期出口提振更添壓力。因此，只有投資可能成為迅速扭轉三重壓力格局、為應對結構性放緩贏得時間的短期重點著力點。
盡管社會上對投資拉動短期經濟復蘇存在較大爭議，但在筆者看，有三點值得強調：其一，通過排除法分析，提振投資是短期發力的必然選擇，雖然會給結構調整帶來些許壓力，但兩害相權取其輕，改變兩種放緩引致的三重壓力格局，對中國經濟而言刻不容緩。其二，提振投資，中國尚有余力，根據IMF的數據，今年中國投資的GDP占比可能將為47.78%，仍低于同期50.09%的儲蓄率預估值，從儲蓄和投資對比看，投資并非太多；此外，今年中國財政赤字的GDP占比預估值為1.3%，負債率預估值為22.16%，均大幅低于國際警戒線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盡管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始終存在，但從全局看，中國財政狀況依舊良好。其三，提振投資不僅是短期需要，也是中國城鎮化、工業化進程持續推進的長期需要，而提振投資與應對結構性放緩、促進長期可持續發展并不矛盾，關鍵是在提振投資的同時以多種方式促進長短期的和諧共進。
具體而言，為化解風險、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有幾點需要格外著力：其一，注重發揮民間資本、微觀力量在提振投資過程的重要作用，培育投資增長的微觀基礎；其二，注重投資內部的結構調整，加大對重點區域和新興產業的長期扶持，以投資促轉型；其三，注重改善民生福利，加快保障房建設，提高城市基礎設施完善度；其四，注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及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分工搭配，力求多重調控目標的集體改善；其五，繼續推進經濟金融體制改革，在短期風險下降的同時謀求長期結構性失衡的緩解和消除；其六，漸次放開公用事業、資源、醫藥及教育領域，為市場經濟的長期發展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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