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增長、調結構、促轉型”需要有增有減，加減協調，而“結構性減稅”正成為是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非常重要一環，如何把“結構性減稅”與稅收制度改革結合起來促進經濟整體轉型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課題。筆者認為，稅收結構性改革，應從如下方面著力。
首先，降低個稅、調節收入分配。隨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稅收增速和財政收入呈現明顯下滑態勢。數據顯示，前三季度累計全國財政收入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8.6個百分點，其中稅收收入增幅同比回落18.8個百分點。全國財政收入增幅下降，主要受稅收收入增速降低的影響，稅收收入前三季度分別增長10.3%、9.3%、5.7%。表面看來，政府財政有點吃緊，其實并非如此，收入增長高位回落，稍慢于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改變了長期以來財政收入的增長2-3倍于居民收入的態勢。上半年的人均納稅額4099元，相當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4.2%，占比依然很高，個稅減稅的空間還是非常大的。
世界銀行曾經進行過的一項研究顯示，一國宏觀稅負水平與該國人均GDP呈正相關，人均在2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國家，最佳的宏觀稅負應該在23%左右。2010年，我國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而2007年-2009年，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分別高達31.5%、30.9%和32.2%，遠遠超過中等收入國家的合理水平。
這些年來，政府財政收入的過快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擠占了本應屬于國民的財富，這不利于擴大國內消費、促進內需，更不利于經濟的均衡健康發展。與此同時，財稅結構不合理問題也日益凸顯，稅收制度的設計并未真正實現調節社會財富、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的功能。當前，政府稅收收入中70%以上都來自增值稅、營業稅和消費稅等間接稅，這意味著我國稅收的70%以上由消費者埋單，考慮到恩格爾系數較低，因此，我國稅收收入的納稅主力軍是中低收入者而不是富裕人群，其中中產階級成為最明顯感到稅負重的一個群體，嚴重束縛了中產消費能力的釋放。
中國已經到了需要重新評估宏觀稅負的時候了，因為這涉及到中國能否進一步提高消費率、能否更加合理、高效地配置經濟資源以及能否向內需型社會順利轉型的重大問題。從增幅比、國民收入和GDP增長的橫向比較而言，我國的減稅空間非常大，實施大規模減稅的時機已經成熟。
具體來看，個稅改革應該有如下內容：一、個稅起征點需要進一步提高，可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大幅提高至4500元-5000元；二、需要調整征稅方式，可考慮按家庭收入增稅，以實現刺激消費、改善收入分配的目的；國外都是按照家庭為單位收稅，而我國個稅征收一般是以個人為單位，這就沒有考慮家庭負擔問題。比如，收入相同的納稅個人，納稅金額一樣。但由于家庭情況不同，贍養人數不同，家庭整體收入差異很大；三、進一步改革稅制結構，要考慮對基本工資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支付收入以及各種福利收入等綜合設計稅率，達到促進社會公平的目的。
其次，加快出臺擴大消費需求的稅收政策。挖掘消費潛力可考慮適當降低增值稅稅率，并對一般消費品、節能產品等實行更低稅率，或在最終環節予以免稅或實行零稅率。同時，可以運用稅收政策培育新興消費市場，形成消費需求對新興產業產品、國內自主創新產品的市場拉動和對消費結構的調整。比如，對屬于培育期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培育期內實行增值稅即征即退政策。對于增值稅一般納稅人銷售其自主研發、創新的產品，實行即征即退50%的政策。由于增值稅具有稅負轉嫁的特點，通過實行即征即退的政策，使消費者購買上述產品所承擔的稅負下降，可以起到刺激消費的作用。
第三，中小企業“結構性減稅”步子應該邁得更大一些。由于中小微企業歷來是我國經濟發展的薄弱環節，特別是在宏觀經濟趨緊的大背景下，中小微企業更是首當其沖受到沖擊。因此，加大對中小微企業的“點調控”應成為“保增長”的重要著力點。
以2009年底出臺的“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減免政策為例，自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對年應納稅所得額低于3萬元（含3萬元）的小型微利企業，其所得減按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照此計算，即使把全部約1000萬家企業都算作小型微利企業，2010年減免的稅收總額也不過300億元，僅占當年全國稅收總額73202億元的約0.4%，因此，未來為中小微企業的“結構性減稅”步子要邁得更大一些，力度要更大一些。
第四，
出臺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科技創新的稅收政策。未來可考慮建立科技開發準備金制度，促進企業形成持續的自主創新能力。對有自主創新意愿的企業以及開發特定尖端技術的企業，允許按銷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科技開發風險準備金、技術開發準備金等，以彌補科研開發資金的不足或可能造成的損失，確保企業可持續的研發創新能力。并給予科技成果孵化期的技術和創新產品予以稅收優惠，以促進科技成果產業化和創業型企業的成長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