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紙有關國企的文章我10年未跟進，不是不關心，而是在我看來，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決定》對國企改革已說得夠清楚，料定不會再有人講出什么我不知道的新話。是的，國企改革到今天，重點已經不是怎么說，而是怎樣抓落實。我這里寫這篇文章，目的不在標新立異，而是想就目前大家爭論的問題談點看法。
首先要說的，是近來學界批評的所謂“國進民退”，千夫所指，認為是改革“回潮”。不隱瞞我的觀點，這批評本人不茍同。改革開放以來，國企不僅已完成改制，而且也從某些一般競爭性領域陸續退出，擺著的事實有目共睹，我們不能視而不見吧。上世紀90年代，大大小小國企近30萬家，到今天央企僅170家，省屬國企雖有但為數不多，而地市以下國企更是鳳毛麟角。國企數量不斷減少，“國進民退”從何說起呢？
人們有此看法，當然不是空穴來風。所謂“國進民退”，據我揣測，大概是指某些行業國企集中過多；或是規模太大排斥了中小企業競爭，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壟斷”。不錯，國企目前的確是集中在國家安全、自然資源與公共產品等三大領域。而所以如此，這是由國企性質與定位決定的。國家安全與公共產品，民企不提供當然得由國企提供；而現在大家爭論的焦點是，自然資源領域是否也應讓民間資本進入。
至于國企規模過大，這批評也是毫無道理。不要說國企，難道民企不一樣？不希望自己做大做強？由此看，企業“大”本身不是問題，壟斷也不是問題，世上哪家企業不想壟斷一片市場呢？不過話說回來，壟斷與壟斷有不同，有的是靠專利技術壟斷，有的是靠營銷策略壟斷，有的則是靠行政權力壟斷。經濟學講反壟斷，并不等于反“大”，也不是一般性地反壟斷，所要反對的只是行政壟斷。
以煤炭業為例。前兩年山西推動煤企整合，報紙一度炒得沸沸揚揚，很多人指責是典型的“國進民退”。我曾專程到山西調研過，不怕人拍磚，說實話，政府此舉我認為無可厚非。想想吧，小煤窯遍地開花而礦難頻頻，人命關天政府能坐視不管么？在外人看，山西整合煤企確實是國企兼并民企，但事實上，政府的本意并非要“國進民退”，他們不過是想用裝備先進的企業兼并落后企業而已。
其實，我歷來是不贊成搞行政準入限制的。不光是資源產業，其他如電信、金融、保險等也應一律放開。當然，這并不是說政府不需要定規則，規則要定，但只能就生態、環保、技術等方面立標準，不可搞所有制歧視，只要達到標準，企業無論姓公姓私皆可進入。就像高考，人人可以考北大，不管你家庭背景如何，英雄不問出身，上了線就可錄取，否則你家再有錢也與北大無緣。
對國企的另一種批評，是關于“高管的薪酬”。目前國企高管薪酬雖有高有低，但整體偏高恐怕是事實。于是人們要問：高管的薪酬是否與他們的貢獻相匹配？是的，薪酬應與企業業績掛鉤。然而困難在于，國企的業績不僅與高管的貢獻有關，同時也與政府的政策支持有關。兩者很難分開，這樣高管的貢獻無從界定，而其薪酬是否偏高也就說不清了。
說不清歸說不清，不過薪酬與貢獻明顯不符的例子還是有。說我知道的，有位朋友原來在政府任職工資一年不過幾萬，但調進國企做高管，搖身一變則年薪百萬，這能說是與他的貢獻有關么？說過多次，我并不嫉妒別人高薪，我不贊成的是現在這種董事會決定薪酬的機制。經濟學有個“分粥原理”，說的是粥可以由你去分，但為了公平必須讓別人先取，最后一碗歸你。同理，如果一定要由董事會定薪酬，董事或高管的職位就得拿出來競爭，不然高管自己給自己定工資絕對不合適。
第三個問題，是公司的治理結構。這是老話題了，前些天參加黨校國企班學員座談，想不到今天還有爭議。有兩個焦點：一是董事長與總經理的矛盾怎樣化解？
二是黨組織在公司內部的功能如何定位？關于第一點，公司法其實說得很明白，董事會是受股東會委托代行所有者職權；而總經理是通過董事會授權而行使經營權。這樣看，董事長與總經理各安其職，不該有矛盾。可現在的問題是，總經理并不由董事會聘任而是由國資委選派，無授權關系，總經理怎會聽命于董事長？
由此分析，化解董事長與總經理的矛盾并不難，只需一招，即國資委后退半步，不再直接選派總經理，而讓董事會去聘，這樣總經理要對董事會負責，彼此就不會再有糾紛。倒是國企黨組織的定位要難一些，外國沒有，是中國特色。我的想法，是讓企業黨組織行使監事會的職能。理由是，國企沒有真正意義的股東會，董事會可以監督總經理，可誰來監督董事會？當然，外部有國資委監督，可那畢竟是在外部，若內部再有黨組織監督，雙管齊下豈非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