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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10月18日報道稱，山東高密政府準備投資6.7億元打造旅游帶，包括莫言舊居周圍的莫言文化體驗區、紅高粱文化休閑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等。在紅高粱文化休閑區，將花千萬元種植萬畝紅高粱。莫言老家所在轄區管委會主任范琿表示：“賠本也要種。”
媒體非常細節化地展示了高密當地官民在“莫言效應”中的狂熱與亢奮——在莫言獲獎的文化界座談會上，當地人說以后要淡化“濰坊高密”，多說“中國高密”；還有人開玩笑說青島宣傳語以后會不會改成“緊靠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故鄉”。這種欣喜中帶著張狂、張狂中透出淺薄的感覺，像是一個窮人突然撿到了“金元寶”一樣。
老實說，在這個“資源就是生產力”的社會，抓住一個緊俏資源來發展自己，并沒有錯。獲得諾獎后，莫言確實已經不再是一個人的莫言，他已經成了“高密的莫言”乃至“中國的莫言”，成了“公共資源”。從個體角度看，當他們向外地人介紹“莫言就是從我們這里走出去的”時，以莫言為榮，也并不是壞事。但是，如果一個地方出了名人，當地人都感覺“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沉浸在狂喜中久久不出來，甚至忘了自己是誰，就有點過了。
家鄉出了個諾貝爾獎得主，作為家鄉人感到與有榮焉，甚至表現得過頭一點，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作為手握公權的政府部門，在如何消費莫言、如何開發“莫言資源”來發展經濟的問題上，必須慎之又慎。
以諾獎得主莫言為符號，來打造旅游帶的思路未必是錯的，關鍵是將近7億的投資計劃是否科學合理，是否符合當地民眾的意愿和利益。莫言文化體驗區、紅高粱文化休閑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等建成之后，能不能收回投資，取得預期的旅游收益，還都不好說。最明顯的如打造“萬畝紅高粱”，在高密因為收益問題，農民已經不愿再種高粱，甚至政府補貼農民都不愿再種，那么每年投資一千萬種一萬畝紅高粱會不會打了水漂？
莫言已是“公共資源”不假，但這不等于說地方政府可以隨意開發，不受約束地大筆花錢；莫言算是一個榮耀的符號，但榮耀符號并不是“免責令牌”，并不是所有和榮耀符號沾邊的事兒就都是正確的。
當前社會，無論對個人、商家或者地方政府，“消費名人”是不可避免的。經濟社會領域當然也可以打造名人品牌、開發名人資源，只不過在這個過程中必須注意“程度”和“方向”，消費名人在考量經濟效益的同時，還要考量社會效益。遺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只顧著頭腦發熱利用名人效應上項目，經濟效益尚且八字沒一撇，遑論社會效益？
天降一個“諾貝爾”，自此小城高密的命運被徹底改變了。讓人深深擔憂的是，從“寧可賠本也要打造萬畝紅高粱”的豪言壯語中觀照全方位開發“莫言價值”的種種動作，“消費莫言”也開始變得越來越魔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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