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4年銀行體制改革，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以來，我國貨幣政策的目標和調控方式發生了較大的轉變，但其主要特征依然是數量型指向。數量型的中介目標和操作工具選擇在我國金融體制下發揮過重要作用。不過近年來，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效果較弱，其中，最為核心的原因是貨幣在我國現代銀行體系下呈現內生性，導致數量型調控方式日益失效。因此，應該在貨幣內生供給的環境下，圍繞多重目標對貨幣政策進行重新定位。
根據復式記賬的原則，銀行對于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貸款或者購買其發行的債券等金融工具的行為就在負債方引致形成貨幣存量。在此基礎上，央行供應這些貨幣存量需要準備金
，形成“貸款創造存款，存款尋找儲備”邏輯。在此過程中，央行之所以會適應性供給準備金，是因為準備金實際上取決于所有銀行的“集體”行動步調。央行可以拒絕某個銀行對于法定準備金的借款需求，但是為了保持金融穩定，如果因為提高法定準備金導致所有銀行發生資金面緊張，流動性風險就會大幅度上升，央行就需要供給準備金。因此，貨幣存量就是經濟的內生變量，由企業的融資意愿和銀行的信貸標準決定。因此，在現代銀行體系中，內生貨幣供給的渠道應該來自于銀行獨立放款和投資，中央銀行接受商業銀行對于法定準備金和清算資金的借款。在貨幣是內生供給的情況下，控制貨幣量是無效的中介目標，采用數量型工具也就失去了效果。因此，根據貨幣供給的內生性，未來貨幣政策的重新定位需要著重考慮兩個方面。
一是采取價格化的中介目標。我國當前的貨幣供給具有內生性，央行難以控制貨幣供給量，因此，中介目標應該是價格變量——利率，而不是數量型變量——貨幣量或者貸款規模。利用數量型中介目標和手段控制貨幣會導致金融資源錯誤配置、表外資產擴大和影子銀行盛行等問題。
二是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要將利率成為中介目標，需要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存貸款管制利率的市場化放開，即通常意義上所說的利率市場化。此外，中央銀行利率調控機制的建立、利率期限結構的完善也是利率市場化需要考慮的因素。
在貸款利率市場化方面，由于貸款對象多為企業客戶，且已經過多年的貸款利率浮動實踐，貸款利率的市場化定價水平相對較高。因此，放開貸款利率具有較強的市場基礎。央行目前采用的不斷降低貸款利率下限的方法不會對商業銀行的貸款業務構成較大沖擊。此外，簡化貸款利率期限檔次也是可行的方法。
存款利率的市場化相對復雜，也需要更為慎重。從國外實踐看，逐步提高存款利率上限基本上只會“一浮到頂”，很難達到區別定價的目的。央行今年將存款利率上限提高到了基準利率的1.1倍，其效果并不十分理想，通過放開替代性金融產品價格推動利率市場化相對可行。實際上，近兩年商業銀行的理財業務大規模發展，其定價根據市場供求自由確定，本身就是對存款利率市場化的一種“民間的”、“自發性的”嘗試。具體來看，第一，要通過金額、期限和投資范圍等維度對投資者進行區分，逐步擴大市場化定價存款類金融產品的覆蓋面；第二，要引導替代性金融產品合理定價。我國可借助與貨幣政策聯系較為緊密的Shibor，在發展新的金融產品時要求其與Shibor掛鉤，以保證利率期限結構的合理傳導。發展參照Shibor定價的同業存單市場，有助于逐步發現存款利率價格，是推動存款利率市場化的可行步驟。
中央銀行利率調控機制建設是利率市場化的根本出發點。在不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調控框架進行調整的情況下，單純放開存貸款管制利率，難以保證貨幣政策的有效傳導。在下一步的改革中，中央銀行需要進一步完善貨幣政策價格調控，確定政策性利率、利率走廊等，確保公開市場操作能夠有效調節利率，進而引導投資和產出。在未來，公開市場操作的目標應該定為政策性利率，而不是目前的貨幣量。
利率期限結構的完善是利率市場化后，利率政策能夠有效傳導的市場基礎。由于利率在政策調控中的作用相對較弱，我國的貨幣市場、債券市場、票據市場等面臨的監管政策和定位也不同，各自之間的相關性相對較弱，對貨幣政策反應的靈敏度相差較大。這種現象反映了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對央行基準利率的反應不足。下一步，需要借助Shibor，夯實利率調控的市場基礎。
需要指出的是，利率市場化是一個全局政策，在單個地方搞利率市場化改革試點的方法不可行。如果規定在單個區域實行低于全國的貸款利率或高于全國的存款利率，資金的流動性必然會使得貸款資金流出該區域或存款資金流向該區域，導致利率市場化本質上是全局推開。
未來貨幣政策總的選擇是利率市場化，以價格型、市場化手段對經濟進行調控。貨幣政策需要在目前的基礎上重點考慮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弱化存款準備金率的使用。在內生貨幣環境下，存款準備金是“適應性的”。當銀行體系的貸款發生后，中央銀行會增加準備金的供給。一般觀點是中央銀行可以拒絕商業銀行借入準備金的要求。但是，中央銀行可以拒絕一家商業銀行的要求，但不能拒絕所有商業銀行的要求。因此，準備金實際取決于整個金融系統的步調。當市場極度缺乏資金的時候，中央銀行就會供給準備金。例如，央行在2011年1月20日上調了準備金率，上繳存款準備金一下子抽走4000億元，再加上春節期間備付資金需求，資金面驟然緊張。根據當時路透社的報道，為了應對銀行資金緊張的局面，央行在1月20日啟動定向逆回購操作，向市場投放資金，規模約為500億元。1月24日，央行再次啟動逆回購，而且規模較大，在3000億元以上。由于其被動性，準備金率政策效果并不非常理想。
第二，取消貸款規模管理和存貸比考核。在內生貨幣的情況下，貸款規模管理意義不大。在規模控制的背景下，銀行在面對融資需求時，會通過金融創新等方式進行資產置換，將原本的貸款變為其他表外資產，從而更為隱蔽地脫離監管，這反而會提高金融體系的風險。在貸款規模管理的條件下，金融配給會日益嚴重。在我國，受到限制的主要是民營企業，這不利于就業和經濟發展。此外，其他私人融資方式會取代銀行貸款，例如表現為應收賬款等的商業信用會更為頻繁地發生。但是，私人借貸對于經濟沖擊更為敏感，近年來的各種“跑路”事件就反映了這種情況。
存貸比考核不利于金融體系的發展。在現代金融體系中，不同銀行扮演不同的角色，各自分工不同，有些銀行提供貸款，有些銀行專注儲蓄。人為控制只會減少各個銀行比較優勢的發揮，導致各銀行同質化，追求數量擴張，在春節、季末等特殊時期不斷出現沖時點的存款。利率市場化成功后，這種情況如果繼續存在會增加各銀行進行高息攬存的風險，不利于商業銀行的合理競爭，危害金融安全。
第三，增加中央銀行透明性。目前，我國央行相機抉擇程度較高，規則性行為不夠充分，不利于通貨膨脹預期的控制。
央行目前的溝通形式包括貨幣政策報告、政策變動公告、新聞發布會、行領導講話與公開演講等。在這些溝通渠道中，主要傳達了人民銀行對于經濟形勢分析
、貨幣政策的定位、政策出臺背景、出臺條件和操作方式選擇等信息。這與西方各大中央銀行的溝通方式沒有本質區別。但是，我國央行的溝通傾向于通知和事后解釋性質。這不利于控制預期。要控制通貨膨脹預期，需要在溝通中增加對于未來經濟形勢的判斷和政策出臺標準等，并以此為基礎，構建中國的貨幣政策規則。
更應注意到，為了更好地發揮貨幣政策的效果，需要進一步拓寬民營資本投資領域。民營資本是我國目前投資對于利率最為敏感的群體，要在未來發揮利率的重要作用需要進一步發揮民營資本的投資動力。目前的民間投資“新36條”在基礎設施等投資領域著墨較多，但是這些領域見效慢，民營企業不愿投資，難以充分實現其初衷。民間投資細則的出臺對于民間投資增速的回升有一定的提升作用，但在傳統行政性壟斷體系和經營模式沒有根本改革的前提下，投資領域的放開并沒有給予民間資本生存的環境。因此，需要進一步進行體制改革，發揮民營企業的投資主體作用，從而進一步提高貨幣政策的傳導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