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中國“富豪榜”，在以富豪們的財富增減、排名變化等吸引眼球之外，也在構筑描述民間財富的“路線圖”。而從這張“路線圖”上，直接和間接地反映了中國經濟轉型期面臨的矛盾、希望和挑戰，檢驗著中國富豪積累和創造財富的態度、認識、思維和辦法。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測試了中國民間財富結構和流向的成熟度。
如果不是因為宏觀經濟環境的急劇變化，歐美發達國家的“富豪榜”一般不會發生太大變化，財富增減、排名都比較穩定。這些年，除高科技行業異軍突起、互聯網飛速發展，使“富豪榜”上冒出了一些新面孔之外，其他基本上沒有太大變化。從這一點看，歐美發達國家民間財富的結構和流向已相對比較穩定，進一步說，民間財富結構和流向的穩定，也反映了經濟結構和流向的相對穩定。
與之大不同的是，回顧我國的“富豪榜”，十年前位列前50位者，如今只有7位還留在榜上，其他的都已淡出了國人的視野，有的甚至已稱不上富豪了。為什么我國富豪們的“生命力”如此短暫？這當然與近十年來經濟結構的變化有關，與房地產、證券市場的不規范發展有關。
我們注意到，雖然在嚴厲的調控政策下，房地產已沒了前幾年的風光，房地產“造富”功能有所減弱。但從事房地產的富豪，仍是“富豪榜”主力軍。在前十名富豪中，有一半來自于房地產業，印證了那句“瘦死的駱駝比馬壯”的俗語。更重要的，即便不是以房地產為主的富豪，也在前幾年房地產暴利的強大誘惑下，或多或少地參與了房地產業，并帶動了財富的增長。
房地產牢牢控制和占據著“富豪榜”的重要位置，顯然不是中國經濟及其轉型希望看到的結果，也不是民間財富結構和流向應當追求的目標。另一個“造富”的平臺，就是證券市場。“富豪榜”上的富豪們，沒有幾個不借助了證券市場的力量神速擴大財富功能的。在歐美發達國家，這也是比較普遍的現象。但中國證券市場的“造富”功能，相當程度上是在不規范狀態下發揮的，泡沫和水分過多，這對經濟的穩定、轉型和結構的優化，以及民間財富結構和流向的穩定是相當不利的。
所以，中國經濟要穩定，實現結構優化，民間財富的結構和流向就是一個“風向標”，也可說是個關鍵因素。去年以來中國經濟持續下行，除了國際經濟環境惡化之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民間財富的結構和流向出了問題。大量民間財富，流向了房地產、證券市場等虛擬領域。相反，實體產業則出現了“空心化”現象。這是一個需要認真面對和解決的問題，也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必須高度重視的問題。
除此之外，透過“富豪榜”，我們還看到了另一個讓人擔憂和糾結的問題，那就是從事新能源投資和經營的富豪，流星般地從“星光燦爛”變成“星光暗淡”。
吳建龍、陳五奎、倪開祿、施正榮，這些曾響當當的名字，如今都從“富豪榜”上消失或風光不再了。太陽能領域的富豪像“流星”一樣的命運，問題可能不僅反映在富豪們身上，而反映了中國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的深層矛盾：新興產業的發展，遭受了來自各方面的沖擊以及障礙，特別是歐美發達國家設置的重重屏障。可以肯定，在未來的發展中，中國的新興產業還會遭遇更多更大的“國際阻力”。中國的企業家和富豪們，如何從各種荊棘和屏障中，開拓出一條路，不僅需要企業家和富豪們的努力，去更好地適應國際市場的變化，更好地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更好地提升國際競爭力，更需要各級政府提供強力支持，不僅在政策上，更要在提供平等競爭環境和利用國際貿易規則上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當然，從近年來“富豪榜”變化中，我們也發現了一個可喜現象，那就是十多年來，能夠一直留在“富豪榜”上的富豪，大多是從事IT等高科技行業以及借助互聯網的。而互聯網，也屬于高科技領域。當今社會，科技永遠是積累和創造財富最主要的動力與源泉。離開科技，要想使財富得到快速增長和積累，難度是相當大的。即便能夠成為富豪，能夠積累起巨大的財富，其成長性和生命力也不強，也極有可能是“短命富豪”。
顯然，如何通過政策的引導與扶持、鼓勵與促進，把民間財富逐步引入到高科技行業，引入到對新技術、新工藝的研究與開發、運用與推廣，如何真正從“中國制造”轉入“中國智造”、“中國創造”，是中國經濟轉型最大的挑戰。如能成功實現這樣的轉變，無疑會為中國經濟注入強大的活力和動力。那樣，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快速健康發展平臺，也就指日可待了。
概而言之，透過“富豪榜”上富豪們排名以及民間財富的變化，凸顯出的是民間財富結構與流向，而其背后則隱約折射出中國經濟結構和流向以及轉型的目標和方向。而這種變化剛好揭示出中國經濟轉型任務之艱巨、困難之大、矛盾之多、形勢之緊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