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華爾街日報、路透社等外媒報道稱，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已接觸投資銀行，尋求公開發行股票方面的建議。華爾街日報當天的報道稱，華為正考慮在香港或倫敦上市，不過更傾向于美國。華為隨后對“上市”予以直接否認，稱并無在美上市計劃。
技術和資本高度密集、比西方起步晚五十年卻大有后來居上之勢的電信設備制造業堪稱中國制造業的驕傲。1990年代以來，中國電信設備制造業從程控交換機領域實現了群體性突破，很快形成了產業優勢，在全球信息技術產品零關稅的開放環境下，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牢固確立了產業優勢，造就了一批具備國際競爭力的公司。時至今日，華為、中興在全球電信設備業界已經連續數年分居第二、第五地位，華為今年上半年更以1027億元人民幣營業收入超越愛立信的975．2億元營業收入而躍居世界第一。然而，沒有倒在商業競爭中的中國電信設備制造業卻因政治性風險而傷痕累累，特別是在美國市場，政治性風險已經成為中國電信設備制造企業面臨的最大障礙和最大風險。從華為2007－2008年刻意聯合擁有深厚政治背景的美國股權投資基金貝恩資本收購3Com公司遭否，競購摩托羅拉公司部分業務失敗，競標美國斯普林特公司移動電信設備合同受阻，美方禁止華為參與建設美國全國應急通信網，禁止華為收購美國服務器技術公司三葉系統公司部分資產直至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近日發布報告要求政府禁止華為、中興兩家中國電信設備廠商進入美國市場，美國對華為中興兩大中國電信設備制造廠商的掣肘步步升級。由于美國市場在全球電信業市場中的地位至關重要，也由于華為、中興兩公司多年來營業收入中海外收入占比一直在70%以上，如果真的被美國市場拒之門外，盡管目前在美銷售額占兩公司營業收入總額比重都較低，但這對于兩公司的發展損害是非常嚴重的。為此，有些投行機構建議華為在美國上市，以此提高透明度，消除美方的安全疑忌。然而，綜合考慮，在美上市只是一個無助于達到目的卻要帶來難以預期的風險的辦法。
可以確定的是，赴美上市能夠給華為帶來的好處很少。從資金方面看，華為資金相當充裕，并不需要靠上市來解決資金需求。如果上市融得過多資金，反而有可能增加華為尋找新投資機會的壓力。從消解美方疑忌方面看，美方某些勢力對華為和中興的掣肘源于守成霸權對新興霸權那種深入骨髓的猜忌防范，也源于美國政治體制中的缺陷，讓更加內向、保守而缺少國際眼光的國會議員們掌握了對國際貿易領域較大的影響力。無論華為和中興如何努力提高透明度，都無法改變這兩個基本點。事實上，華為和中興兩公司已經采取了許多措施提高在美國市場的透明度，包括承諾其設備可以由第三方機構進行安全檢測等，這樣的措施比在美國上市更能切實提高其安全透明度。
實踐經驗也早已證明，赴美上市中國企業并沒有因此而贏得美國政府及其社會敵視中國勢力的寬大照顧，相反還常常承擔了額外的政治性風險。實際上，境外上市中國公司可能受制于交易所所在國家外交政策，這類政治風險永遠不會消除。
即使僅僅從經濟角度出發，赴美上市也會給華為帶來很多額外的束縛和風險。目前華為的體制確保了該公司的高效決策和強大執行力，一旦上市，在股市規章、眾多外部股東的約束下，該公司的決策效率和執行力都很可能受到損害，相信這不是愛護華為公司者所樂見。
即使僅僅在境內上市也會給華為帶來如此額外束縛，赴境外上市給華為帶來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更大。因為外部投資者與企業內部人士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是證券市場天然存在的問題，而其他條件相同，境外上市企業的信息不對稱天然高于境內上市企業，國外上市企業的信息不對稱天然高于國內境外上市企業。由于這種信息不對稱對風險厭惡型投資者構成了一種潛在風險，作為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相當多的境外上市中國公司不得不付出風險貼水即股價折扣的代價，境外上市的收益因此而大打折扣。即使華為這樣的已經高度國際化的公司可以避免這種風險貼水損失，由于中外法律觀念、社會文化傳統不同，境外上市企業也要承擔更大的訴訟風險，為此付出更多的意料之外的成本，從而進一步降低海外上市的凈收益。不要以為美歐所謂“法治國家”光環下都是美麗的東西，西方國家的“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步入歧途，過高的成本、越來越多無謂的訴訟……這一切都給企業和居民個人帶來了眾多麻煩，而這些東西一旦建立就會形成自我強化的循環，從而使得問題積重難返。
既然如此，華為又何必去追求赴美上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