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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深圳發生的涉黑團伙成革命烈士鬧劇，將試行多年的“城管服務外包”模式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城管服務外包的緣起，還得追溯到2007年2月，深圳市在全國率先啟動街道城管改革，把原先分散在工商、衛生、環保、文化等多個職能部門的21項行政執法權統一集中下放給街道城管。這一改革舉措旨在提高城市管理效率，但是街道城管人員和投入不足又成為改革的掣肘。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街道探索引入企業參與城市街區管理。除了城市管理外，近年來，許多地方政府把維護城市衛生、綠化、城市垃圾和污水處理等公共服務事項，外包給社會化的企業，這些都是城市公共服務外包的萌芽和實踐，深圳的城管服務外包事件，濃縮了目前城市公共服務外包的現狀和問題：隨著城市的擴張和城市管理事務的增多，政府將相關服務和權力外包給企業，但存在購買流程不透明、后續監管不力等問題，公權力被濫用，或提供的公共服務不能令公眾滿意。
我們認為，在后土地經濟時代，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促使城市公共服務市場化的做法本身值得肯定，有助于地方政府從行政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有助于通過市場化的機制來完善城市管理，節約政府公共支出。但是在購買流程、后續監管和服務內容等方面，還有很多問題需要完善。
購買服務促進了政府轉型，促使政府從財政資金的直接使用者向分配、監管者的間接角色轉變。通過購買促使城市公共服務市場化，彌補了政府作為官僚機構在滿足公共服務需求上的低效，提高了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促進政府職能向“小政府、大社會”方向轉變。因而，這一實踐本身具有重要意義。
香港是較早將公共服務外包同時相關制度比較完善的城市，除了核心公共服務由政府直接提供外，大部分城市公共服務是由政府向社會進行購買，形成了由政府、商業組織、民間組織、私人機構等組成的多元供給模式。
近年來，香港特區政府遵循“積極不干預”的公共政策原則。作為支撐自由公平市場的基石，該概念強調政府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僅扮演提供基本法律和制度的角色，除了對醫療、教育和住房等與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宏觀層面上的社會政策進行干預外，其他事務都交由市場處理。香港特區政府堅持“更少的行政，更多的服務”理念，政府部門逐步從公共服務中退出，將主要作用放在對提供的公共服務質量進行規范和監督上。這樣的轉變，值得內地城市學習。
早在1999年，上海浦東新區就開始探索政府購買的新型公共服務提供模式，浦東新區社會發展局委托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管理浦東新區羅山市民會館，即“羅山會館”模式，它打破了以往依靠政府單方面投入和運作的機制，而采取了委托非營利組織進行運作。此后，上海、北京、無錫、浙江、廣東等各地方政府向民間組織購買公共服務的探索不斷增多，形式也日趨多樣化。
然而，對于地方政府而言，最重要的是建立透明的購買流程和完善的監管機制。獨立的第三方監督管理機制非常重要，因為公共服務領域的資金回報率的確定、成本的核算、價格的確定、服務質量的標準等具有較強的專業性，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經營者與監督管理者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需要獨立的監督機構評估信息的真實性和保證競爭的公正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熱衷于推進公共服務提供的市場化，是因為購買公共服務過程中，為政府提供了包括特許經營權在內的審批、服務價格和服務質量監督管理等方面的權力，否則，很容易在缺乏外部監督的情況下滋生腐敗。
深圳將城市管理服務外包，原本是公共服務市場化的有益實踐，但是因為缺乏監管機制，變成鬧劇，后續的處理方法更是流于簡單粗暴。在后土地經濟時代，城市的管理需要從簡單粗放轉向精細化專業化，僅僅將公共服務轉包了事，不對公權力進行約束，缺乏監督考評機制，即便是行走在正確的道路上，也會南轅北轍貽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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