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十六大以來的10年間，環境經濟政策如何在戰略層面得到黨和政府的重視？
原慶丹：2006年的第六次全國環保大會上，國家領導人提出了做好新形勢下的環保工作，關鍵是要加快實現“歷史性轉變”，即一是從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轉變為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并重；二是從環境保護滯后于經濟發展轉變為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同步；三是從主要用行政辦法保護環境轉變為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和必要的行政辦法解決環境問題。我認為，“歷史性轉變”的提出，確立了我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新型關系，推動了從“犧牲環境換取經濟增長”進入“以保護環境優化經濟增長”的新階段。
如果說，從2005年之前，我國的環境經濟政策還處在起步階段，那么2006年至今，我國的環境經濟政策已經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縱觀過去十年，2003年排污收費政策改革；2004年，綠色貿易政策啟動；2007年以來，綠色信貸政策、綠色保險政策、環境價格等政策全面啟動。
環境經濟政策真正全面開花結果的標志，就是2011年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強環境保護重點工作的意見》，用了500多字專門闡述環境經濟政策，充分說明環境經濟政策在國家層面上已經被充分認可并滲透和影響到經濟領域行為。
《經濟參考報》：這十年來，我國的環境管理手段進行了哪些轉型，環境經濟政策取得了哪些成就？
原慶丹：環境經濟政策的核心問題是環境的價值化。環境質量這一公共物品有了產權和價格，才能用經濟手段來驅動它。在市場本身無法準確地賦予環境資源價值的情況下，政府為了應對環境資源的困境，實現環境資源的合理配置，解決環境資源分配過程中出現的外部性問題而制訂了環境經濟政策。在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過程中，我們的環境管理手段也經歷了由“命令控制型”向“經濟刺激型”政策方式的轉變。
“十一五”期間，我國利用經濟手段推動污染減排取得了重要成果。環保專用設備、環保項目和資源綜合利用等方面的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加大環境保護投資起到明顯的推進和引導作用。200多種“高風險、高污染”產品被取消出口退稅，并被禁止加工貿易。燃煤發電機組脫硫電價等價格政策，有力促進了脫硫設施的大干快上。
《經濟參考報》：上述諸多成就中，您認為最具突破性的是哪些方面？
原慶丹：環保公共投資政策取得了歷史性突破。大家知道，基本的環境質量是一種公共產品，這就需要政府用財政資金去購買產品或實現公共服務。在財政投入方面“十一五”期間，財政部在財政預算中專門設立了“211環境保護”的支出科目，改變了過去環保資金沒有正規渠道的局面。從2007年到2011年，全國環境保護財政支出規模的年均增長率高達27.33%，高于同期的財政支出增幅，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在總體上呈現逐漸增長的趨勢。據初步統計“十一五”期間，全社會環保投入約為2.16萬億元，是“十五”期間的2.5倍。值得一提的是，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四萬億”投資中的很多資金就是流向環保和生態領域的。
另一大亮點是綠色信貸政策。10年來，綠色信貸政策成為了環境經濟政策中進步最快、社會效果最好、影響面最大的一項政策。4萬多條企業環境違法信息進入人民銀行征信系統，成為信貸重要依據。其實施目標是在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大背景下，根據監管政策與產業政策相結合的要求，推動銀行業金融機構積極調整信貸結構，有效防范環境與社會風險，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在環境保護部、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銀監會的聯合推動下，這項政策從環保部一方倡導，逐步內化為金融部門可供參照的執行程序。
《經濟參考報》：當前我國的環境經濟政策還面臨哪些瓶頸？
原慶丹：市場主體去干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因為其(預期)獲得了收益才去干。然而，我國法律制度尤其是社會管理領域的法制建設還不夠完善。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律法規體系之中，對部分環境污染行為“罰小于過”、對部分環境保護行為“獎小于功”的問題長期存在，再加上很多環境經濟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并未得到徹底的落實。上述這一切通過紊亂的經濟信號錯誤地引導企業，使其不去嚴格按照規定排污，而存在僥幸的心理去違法偷排；而那些環境表現良好的企業耗費大量的人財物力去治污，產生了大量的成本，使得其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因此，環境經濟政策的瓶頸，首先還是法制程度的高低，同時環境保護治理市場化程度也至關重要。二者缺一不可。
《經濟參考報》：您能不能舉個例子？
原慶丹：以環境經濟政策中的環境責任保險為例，又稱綠色保險，是指基于環境污染賠償責任，以企業發生污染事故對第三者造成的損害而依法應承擔的賠償責任作為標的的一種商業保險。企業購買環境污染責任險，并不意味著可以沒有后顧之憂地出環境事故，相反，保險公司為了避免支付巨額保險金，會積極監督企業，不讓它出事。自2007年以來，在環境保護部、中國保監會和地方政府的聯合推動下，開展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地區、行業和企業數量不斷增加，利用市場手段防范環境風險、維護污染受害群眾利益的新機制正在形成。
企業發生火災燒死人，企業要向死難者賠償幾十萬，所以企業愿意掏錢購買火災險。但由于我國在環境污染損害的責任追究主要依靠行政處罰，環境事故的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追究制度不完善，而法律賦予的行政處罰額度有限，許多肇事者只承擔了少量的污染損失，社會和地方政府則承擔了大部分的損害，因此，一些企業不愿意將環境風險管理納入經營成本之中，因此也就不具備購買保險的需求，總感覺是為了討好當地環保部門，樹立企業品牌形象而投保的。這里就是法制如果不能追究企業污染的嚴重后果，企業就沒有買保險的動力；同時，如果沒有一整套市場化的環境保險評估、鑒定、產品開發、法律服務等，環境保險就難以有效運轉起來，成為有價無市。
《經濟參考報》：如何權衡環境經濟政策制定中的環保目標和經濟承受能力？
原慶丹：如果過于嚴格地要求企業承擔環境成本的話，有可能當前的經濟水平是支撐不了的，從而使得我國喪失了國際競爭優勢。其中的分寸也很難把握。要加強這方面的分析和研究，我們還缺少足夠的力量。目前，我們中心正在開發環境標準和政策法規實施的成本效益模型，將在這方面發揮作用。
“十二五”期間，我們期待通過制定脫硝電價促進氮氧化物減排，但由于脫硝電價會提高終端電價，并最終傳導到CPI，增加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成本，目前在經濟下行的情況下，尚未出臺相關政策。這反過來使得很多電廠處于觀望階段，因為運行脫硝設備意味著賠錢，賠錢太多意味著停產，在巨大的供電壓力之下，地方政府就受不了。因此，對于環保而言，脫硝電價是推動氮氧化物減排的關鍵政策，可不容緩。
《經濟參考報》：展望“十二五”，您對環境經濟政策的哪個領域有所期待呢？
原慶丹：長期以來，我國在推行環境經濟政策的過程中，對后續市場機制運作的推動力分析不足，對價格、市場供求等基礎性問題并沒有深入研究，導致當政策真正進入到正常自行運行時，缺乏推動力和持久性。比如，在排污權交易政策中，排污量價格應該由交易企業雙方決定，不宜簡單地拉郎配，有政府部門出面確定一個和污染治理價格相近的交易價格。這一行為看似合理，但實際上違背了雙方自愿這一市場經濟基本原則。我認為，政府應當做的事是幫助企業準確計量排污量，嚴厲打擊偷排等擾亂市場規則的行為——扮演維護市場規則的角色，而非市場交易參與者的角色。
“十二五”期間，我期望在環境公共服務市場化方面邁的步子能夠大一些，能放開給社會的就放開，政府更多的是向社會購買環境服務，包括一些監測、評估等，不是直接去在市場上當運動員，從而充分調動社會各方積極參與環境保護事業。
從根本上看，環境經濟政策起作用的前提，還是中國法制水平的高低，期待全國人大修改的環保法能更給力，遏制經濟增長的環境代價，更重要的還要執法公平到位，讓企業在同樣的環境標準下競爭發展。同時，我也希望，政府的環保資金使用上更多地與市場經濟要求接軌，比如在項目招標、財政貼息等做些改革和探索，調動更多的資源投入環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