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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日前批準了由央行、銀監會、證監會等部門共同編制的《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有心者注意到，業界事前呼聲頗高的人民幣國際化問題在規劃中卻只字未提。而近期一些媒體和輿論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方向、效果和前景提出了不少質疑，余永定、李揚等重量級學者也提出了不同看法。這是怎么回事？難道決策層對人民幣國際化問題上有不同的政策？
并非如此。毋寧說，這是決策層在人民幣國際化問題上更加慎重、穩健、低調了。近年來，人民幣國際化是通過跨境人民幣業務的快速推進作為主要載體和平臺的。在市場的叫好聲中，我們很有必要對通過跨境人民幣業務推行人民幣國際化制度設計作些冷思考。
通過跨境人民幣業務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存在諸多問題。比如，怎么保證海外市場愿意收放人民幣資金？目前，跨境人民幣業務主要集中在與央行簽訂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的國家和地區。從今年前7個月的統計看，交易對象面很廣但高度集中于個別點上，難以滿足經營主體的實際需求。即便在與中國簽訂互換協議的國家當中，企業仍面臨著金融服務保障缺失和交易對象缺乏人民幣來源的局面。退一步講，即使外方交易對象能得到足以支付的人民幣資產，在“劣幣驅逐良幣”的影響下，也難以保證外方在套利的利益驅使下有支付人民幣的意圖。
發展跨境人民幣業務，一定程度上能達到“減順差、促平衡”的目標，但僅限于增量。在全球經濟形勢不明朗的前提下，傳統主權基金投資方式不得不在美元、歐元資產之間來回奔波，面對投資環境、投資政策、投資人才、文化差異的差距，如何促進海量外匯儲備存量有效轉化，更好地實現外匯儲備收益，需要認真思考。
人民幣跨境交易橫跨經常和資本項目，在國內資本項目未完全放開的條件下，形成了本、外幣雙重管理。但本、外幣賬戶管理、異地辦理跨境人民幣業務甚至“熱錢”監測，都有待細化和明確。同時，人民幣走出國境形成一定規模必定對貨幣政策的走向形成制約，特別當中國經濟出現周期變化時，走出去的人民幣集中回流，勢必形成對國內經濟和外匯資本管理的沖擊。
國際貨幣發展的歷史多次證明，充當國際儲備貨幣和充當國內信用貨幣是完全不同的貨幣機制，若兩者之間的貨幣職能協同不到位，必然形成價格機制混亂的沖突，這是貨幣權利與政治權力無法協調的必然結果。從長遠看，應建立不以任何國家法定貨幣為基礎的國際獨立貨幣體系，這一點，央行周小川行長曾有詳細論述。就現實而言，目標更應定位在為涉外主體帶來經貿、投資、生活的便利。因此，筆者建議，當前可由央行以龐大的外匯儲備資產吸引各國政府及金融機構來華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各類債券，并以發行債券所得人民幣作為抵押，轉換為各種國際儲備貨幣融通出境，債券到期則逆向運行。當人民幣債券無法償還時，再通過貿易協議調整，使用實物來清償國家的貨幣債務。這樣做的好處在于，對央行而言，減少了監管雙重標準矛盾，有利于制定和執行好貨幣政策，更為重要的是，為外匯儲備存量建立引流渠道，逐步舒緩儲備壓力，有利于外儲的長期穩健經營。
國際客戶對于人民幣的接受程度，是決定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重要因素。迄今，人民幣產品總體種類較少，股權類產品規模雖大，但行政化色彩濃厚，體制尚需進一步健全；債務類產品由多部委管理很難形成合力，而非金融企業債的規模又太小；衍生品類產品、場外市場的規模很小，發展程度還比較初級。因此，上海金融市場的人民幣產品開發空間巨大。在加強統一的金融市場管理前提下，允許外國資金籌措者到上海來發行以人民幣計價、清算的債券，人民幣產品的種類將日益豐富。
此外，基于中國是個龐大的經濟體系，而金融市場發展相對落后，需循序漸進地開放其資本項目，以維持境內金融體系的穩定發展。在香港、上海設立離岸人民幣市場，可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試驗場，形成資金進出境內市場的緩沖區。
為了加大人民幣對外投資力度，拓寬人民幣在海外資源開發、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大型外資并購，還應允許國內銀行向海外開發性投資項目提供人民幣融資。鼓勵和扶持國內優秀企業使用人民幣在發達地區設廠規避貿易壁壘。
還有，應加快促進兩岸經濟金融一體化，擴大兩岸金融業的開放程度和合作層次，盡早建立兩岸貨幣清算機制，逐漸實現人民幣與新臺幣之間的自由兌換。最終以人民幣和新臺幣取代美元，作為兩岸之間貿易往來進出口價的計算貨幣。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巨大的國際貿易量、高速成長的對外直接投資、外資企業對人民幣FDI的需求、離岸人民幣金融產品交易的進一步活躍等，都是境外對人民幣需求的來源。所以，人民幣國際化是順勢而為、水到渠成，而非拔苗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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