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面臨較大下行壓力。正確認識和把握當前經濟形勢，需要將經濟發展的新變化放到中長期經濟發展趨勢中分析。雖然新世紀以來國內外經濟形勢出現了一系列新情況，但工業化的客觀規律不可抗拒，今天的中國仍然處于工業化時期。2011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必須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今年5月，胡錦濤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體學習時進一步指出，“工業是實體經濟的主體，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的主戰場。”如何在國際國內復雜的經濟形勢下推進產業轉型升級、推進新型工業化進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國經濟發展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2011年，我國經濟在積極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后較快趨暖并大體回到較高位增長的軌道，全年總體上保持了平穩較快增長的基本態勢，但也步入了矛盾凸顯的深度調整期。
2008—2010年，盡管受到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我國經濟形勢一度十分嚴峻，但仍然實現了“十一五”規劃提出的主要目標，在逆勢上揚中進入“十二五”時期。然而，由于國際國內經濟運行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明顯增強，我國經濟也出現了一些問題，突出表現為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壓力越來越大，2011年出現了物價上升幅度超過控制目標的情況。因此，2011年中央提出，把穩定物價總水平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并采取了一系列緊縮性政策措施。同時，宏觀經濟政策取向也轉向弱化GDP增長率，而更注重結構調整，并采取了多項調控增長率的措施。
由于國際國內市場總體上需求不足，加之為應對通貨膨脹而采取的緊縮性政策的作用，2011年的經濟增長雖然保持在較高水平，但增長速度逐季下行，到2012年第一、二季度，經濟增長率放緩至8.1%和7.6%。經濟增長率雖然沒有超出調控區間，但一些主要經濟指標加速回落，引起高度關注。
經濟增長速度與企業利潤具有高度相關性。2011年，隨著經濟增長速度下行，全國工業企業利潤總額處于下滑態勢。這一趨勢繼續向2012年延伸。2012年1—7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26785億元，同比下降2.7%；其中7月當月實現利潤3668億元，同比下降5.4%。在41個工業大類行業中，25個行業利潤同比增長，15個行業同比下降，1個行業由同期盈利轉為虧損。
經濟增長和企業利潤情況直接影響國家財政收入。伴隨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高速經濟增長，我國財政收入由1999年的1.14萬億元增至2011年的超過10萬億元。而隨著經濟增長率下降，全國財政收入增幅出現較大幅度下降。2012年前8個月全國財政收入增長10.8％，較上年同期回落20.1個百分點，其中稅收收入增幅同比回落19.4個百分點。8月份財政收入增幅降低至4.2％，中央財政收入更是出現了罕見的負增長，同比下降6.7％。
從需求面看，同經濟增長下行直接相關的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減緩、外貿增長乏力。消費需求增長較平穩，但難以彌補投資和出口需求增長減緩所導致的總需求不足。在此形勢下，中央明確提出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并迅速提出應對經濟增速下滑的舉措，而短期宏觀政策措施必然是需求管理。由于外需主要由國際因素決定，消費需求在短期內不可能有很大變化，所以，穩定增長的政策措施實際上仍然主要體現在穩定和增加投資上。
近年來的經濟形勢變化以及宏觀政策方向的短周期調整反映了在增長、結構和物價三個重要調控目標之間困難的政策選擇。從更深層次看，這實質上表明我國經濟發展已經度過了規模快速擴張的階段，必須擺脫傳統路徑依賴，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現在，經濟轉型的長期性問題正以周期波動的短期性現象表現出來，即短期內宏觀經濟總供求矛盾的變化和相應的宏觀政策調控方向的變換，實際上反映的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和發展方式正在和必須發生重大變化。
種種跡象表明，我國經濟正從年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長階段進入年均8%左右的中高速增長階段，這是一個關鍵時期、轉折關頭。在傳統工業化道路上我們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但也應看到，傳統工業化道路的局限性帶來了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問題。值得關注的是，經濟增長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性，即技術、利益、觀念、體制等各方面都具有較大慣性，非下大力氣不足以將運行了數十年的經濟快速列車轉入新的軌道。
在經濟發展的一定時期，傳統工業化道路具有合理性。粗放式增長可以利用低價格資源獲得成本優勢，同時技術研發昂貴而耗時決定了技術具有稀缺性。所以，在一定時期用價格低廉的資源替代稀缺昂貴的技術，成為獲得競爭力的重要手段。然而，粗放式增長代價高昂、不可持續。目前，各種資源價格快速上升，即使是我國最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供求關系也發生了顯著變化。工資的增長幅度快速提高，企業普遍感受到勞動成本上升的壓力和“招工難”。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東部沿海地區，而且發生在四川、河南等內陸人口大省，可以說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現象。這些情況表明，低價資源的時代正在走向終結，發展的根本出路是擺脫傳統路徑依賴，實現經濟結構調整，通過創新實現轉型升級。
經濟結構調整特別是產業轉型升級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主要包括動力和能力兩個方面，即當經濟體具有較強的創新動力同時又具有創新能力時，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過程才會加速推進。但在現實中，這兩方面的條件往往難以同時具備。當經濟高速增長時，企業面臨很大的盈利機會和獲利空間，雖然具有較強的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能力（尤其是財力），但往往缺乏動力；當經濟增速下滑時，企業具有調整結構和轉型升級的動力，但往往由于經營狀況不好而缺乏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能力（缺乏資金）。
我國宏觀調控水平不斷提高，可用的調控手段較多，包括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等，易于達到立竿見影的調控效果。但是，宏觀調控政策的可操作空間逐漸變小，特別是在結構調整方面的效果往往不佳。這表現為任何調控政策特別是力度較強的調控方式，都會出現明顯的副作用，如力圖以產業政策直接進行結構調整，勢必加大政府干預市場的力度，很可能導致新的結構矛盾。所以，應當審慎運用宏觀調控手段，特別是慎用強烈的行政性調控手段。
理論上，我們不應再追求GDP的高增長率，而應在增長率下降到7.5%—8.0%的調控目標區間后，以更大的力量進行經濟結構調整。但是，當GDP增長率真的下行到接近8%時，如果不采取一定的寬松性宏觀經濟政策和穩增長的產業政策，增長率就很可能加速下滑以至跌破調控目標區間的下限，甚至發生難以承受的經濟衰退。而且，增長率下行必然導致財政收入增長率下降。在財政收支趨緊，甚至一些地方出現財政困難的情況下，財稅部門必然加大稅費征收力度，使企業在財務狀況已經吃緊的情況下還要面臨稅費征管力度加大的負擔。總之，我國經濟的各個方面都對經濟增長有著高度依賴，穩定住8%左右的增長率是經濟健康發展包括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必要條件。
作為一個后發工業化國家，我國60多年的工業發展基本上是沿著發達國家工業和技術路線實現產業擴散的，具有顯著的創新性模仿特征。目前，就我國各產業所達到的技術水平而言，這一過程還沒有結束，即引進技術仍然具有重要意義。從這一意義上說，我國產業發展60多年的技術戰略特征是平推式的，即以開闊推進的方式進入各產業領域，盡管也有崎嶇不平和艱難險阻，但基本上是走前人走過的路，在產業中低端迅速擴大生產規模。這可以稱為“平推工業化”。而從現在開始，我國工業化將越來越具有“爬坡”和“登山”的性質，即在每一個產業中都必須向上走；否則，龐大的產業大軍將擁擠在低洼地中，并處于眼界短淺和缺乏控制力的境地。所以，向各產業的高端攀登，占領產業高地和戰略制高點，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方向。這可以稱為“立體工業化”。
我國工業化不僅是平推式的，而且帶有單兵突進的性質。也就是說，與工業的快速擴張相比，其他領域的發展相對滯后。這導致我國經濟結構偏重于產業中低端，平推鋪攤，發展空間必然受到限制，表現為重復投資、產能過剩。而立體工業化，不僅表現為工業自身全方位向上走，實現綠色化、精致化、高端化、信息化和服務化，而且表現為新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和現代服務業發展的相互結合和有機融合。立體工業化推動農業和服務業立體化，形成全面立體化的實體經濟結構。這樣，未來的產業發展就不再主要依靠可以大規模平面推進并迅速形成生產規模的產業領域，而是必須以創新精神向著各個產業高地攀登，即產業發展的技術路線指向從“平推型”變為“上推型”。此時，三次產業結構變化也不是簡單的此消彼長，而是工業、農業、服務業的相互滲透、合力創新，形成新的產業增長空間。尤其是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更要堅持立體工業化的方向，決不能再陷入平推鋪攤的傳統路徑。
立體工業化將有力地推動形成更加立體化的經濟結構，表現為產業發展與城鎮化的融合，使現代生產方式能夠支持現代生活方式和良好生態環境。經濟發展的立體化將極大地拓展增長空間，并在保持較高經濟增長率的同時不至于出現絕對的需求瓶頸和資源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