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一個字來總結剛剛過去的這個黃金周假期，“堵”顯然是最當之無愧的首選——不僅高速公路普遍很“堵”，“兩頭大堵車、中間小堵車”，各地許多景區同樣人滿為患、“堵不勝堵”，“買票、觀光”等所有旅游環節，幾乎都會因游客嚴重“超載”而頻頻“添堵”。這種鮮明的“堵”性，轉化成游客的心理感受，對應的則是一個“累”字。正如有些游客所抱怨的，“到處人擠人，根本沒法好好玩。這不是旅游，簡直是遭罪”。
原本“休閑放松享受”意義上的休假，實際效果卻因“堵”而“累”、乃至“遭罪”，這顯然不僅不符合休假的本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某種顛覆性效果，同時，也再次生動地見證了我們一直以來就存在的“黃金周”式休假困局——本該是自由選擇基礎上的常態分散化休假，不得不畸形依賴于黃金周、以“全民總動員”的形式集中進行。
如何才能化解這一休假困局？僅從完善休假制度角度看，相比于不斷有人提出的“恢復五一黃金周”倡議，“落實帶薪休假制度”無疑才是更為根本的解決思路。據此前媒體調查，目前僅有31.3%職場人士表示“每年享受”帶薪休假。顯而易見的是，只有帶薪休假制度真正得到落實兌現，勞動者才可能擁有充分的休假選擇權，才能積極主動地安排假期，而不必被動地集中扎堆于“黃金周”。
但進一步從更全面的勞動權利福祉角度審視，僅靠薪休假制度，黃金周式休假困局是否一定就能迎刃而解？或者說，“落實帶薪休假”是否就是解決休假困局的全部答案。在筆者看來，恐怕也并不盡然。
《小康》雜志去年一項休閑滿意度調查顯示，在休閑與金錢的關系選擇中，38.2%的受訪者選擇“沒錢沒閑”，25.2%選擇“有錢沒閑”、22.5%選擇“有閑沒錢”，僅有14.1%選擇“有錢有閑”。這實際上告訴我們，休假制度其實并非影響中國勞動者休假的唯一因素，勞動者收入水平總體不高、普遍處于“沒錢”狀態，其實是更為深層內在的根源。
因此，即便帶薪休假能得到落實，在工資收入總體不高、難以維持寬裕生活，很多時候“收入主要靠加班”的現實勞動環境下，不可能有很多勞動者敢于放心地享受帶薪休假。畢竟，“享受”意義上的休假，總是以一定經濟(收入)基礎為前提的，離開足夠充裕體面的收入，是不可能產生真正體面自由的休假的。
就此而言，要真正化解黃金周式休假困局、全面保障勞動權利，除了落實帶薪休假制度之外，另一個更為本源的方面還在于：必須極大地提升“帶薪”背后“薪水”的水平——通過啟動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效祛除大多數勞動者揮之不去的“沒錢”感。試想一下，如果大多數勞動者憑借正常勞動、在法定勞動時間內便能獲得維持體面生活的工資收入，普遍成為“有錢有閑”者，那么，單調被動的“黃金周”怎么可能還會有眼下這樣的吸引力，“帶薪休假”的落實又怎么可能不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