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火如荼的美國大選選戰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頻頻拿奧巴馬的政府開支做文章，稱美國當前聯邦政府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GDP)24%左右的比重太高，如果他當選美國總統，要把這一比例控制在20%以下。這到底是政治煙霧彈，還是言之鑿鑿的治國理念？
羅姆尼的觀點其實沒有新意，而是去年驢象兩黨關于預算議題激烈博弈時，共和黨內部預算保守派“茶黨”勢力提出的口號，要把聯邦政府開支占GDP的比重降至20%，甚至要通過憲法修正案來實現這一目標。其實20%這個比例完全不算是什么值得大吹大擂的政績，在美國二戰后的歷屆政府內，該比例一直圍繞20%這根中軸波動，二戰剛結束的1946年該比例為24.6%，卡特政府任內該比例是20%，克林頓政府任內該比例微降至18%，而美國國會預算局預測，該比例在未來10年內將保持在22%左右。
值得深究的是這一比例背后各項主要開支的變動情況。在美國聯邦政府的開支中，一半以上是社會保險福利金、醫療保健等法定福利項目和償債利息支出，剩下的一半由國防和非國防開支各占半壁江山。共和黨陣營向來捍衛在國防等領域的開支，目前國防類開支已占到聯邦政府總支出的約20%，相當于所有國家軍費開支的總和，但是羅姆尼仍然建議在未來十年內增加約2萬億美元的國防支出，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將這種傾向概括為“軍事凱恩斯主義”，國防內開支稍有削減，立即會遭遇軍工企業及其國會代言人的強烈反彈，如果在20%的紅線不變的情況下，軍事開支增長必然會擠壓教育、基建等其他支出。民主黨陣營可以算是“社會凱恩斯主義者”，強力捍衛政府在醫療、食品券等領域的開支，在過去半個世紀中，美國醫保支出的增速約為經濟增速的兩倍，失業率居高不下、民眾的生活尊嚴都成為社會福利擴張的理由。
從過去200多年的歷史角度來看，政府和市場之手間的界限一直在動態變化，福利社會和大政府從來都不是想當然的產物。亞當·斯密、戴維·里卡多等巨擘力推自由貿易和比較優勢，市場的“無形之手”在18世紀和19世紀占主導地位，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病逝在自己莊園時，并沒有享受過公立醫保福利“大蕭條”危機幫助凱恩斯主義登堂，美國羅斯福總統在30年代“以工代賑”的“新政”、艾森豪威爾總統在50年代始建的美國州際公路體系、約翰遜總統在60年代建立醫保體系的“偉大社會”構想都是大政府之手的范例。隨著福利社會造成的政府開支劇增以及70年代“滯漲”危機的出現，哈耶克等主張大市場的學者借助危機攻擊大政府，在里根和撒切爾兩位美英首腦執政的上世紀80年代，低稅收、弱監管的供應學派理論響徹大西洋兩岸，“華盛頓共識”風靡一時。2008年的金融危機彰顯市場不具有完善的自我糾偏機制，學者開始反思“華盛頓共識”，如何協調政府和市場作用也在美國體現得淋漓盡致，在奧巴馬政府任內，一方面主張拯救汽車業并設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等強力糾察部門，另一方面又希望通過稅改來降低公司所得稅率，其白宮幕僚中既有薩默斯等凱恩斯學派巨匠，也有與市場人士交好的戴利這樣的前白宮辦公廳主任。
鑒于美國維持全球霸權的需要、福利社會的完善、老齡化社會的現狀、兩黨在白宮和國會輪流坐莊的政治格局，未來美國政府的支出削減具有剛性，美國政府之手的觸角將越來越廣，兩黨對于政府支出圍繞20%中軸波動已經形成共識，分歧只是有限資金的調配方向。
從政府收入和支出的兩項比較來看，美國聯邦政府的稅入占GDP的比例約為15%，聯邦和地方政府的總稅入占GDP的比例也僅為24%左右，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30%以上的比重。不論是減稅、增支的哪派觀點在美國暫時占據上風，美國聯邦政府大約8%的收支逆差都難以降低，甚至有擴大的跡象。聯邦政府收支和國家經常項目維持內外雙逆差，國內外舉債來維持擴張的政府功能，以較低的稅負來討好選民，恐將是美國短期內難以逆轉的政治經濟學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