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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余饒。”諸葛亮在《自表后主》中的這段話，可能是中國最早的一次官員財產申報。但在缺少制度約束的條件下，古代中國，像諸葛亮這樣自愿申報財產的官員,鳳毛麟角。
揆諸現實，從在全國開官員財產公示先河的新疆阿勒泰，到被譽為“最徹底公開模式”的湖南瀏陽，再到制度破冰、地方探索樣本的浙江慈溪、寧夏銀川，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走過了從“極大的改革決心”到曇花一現的無言結局�！捌渑d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備受關注的官員財產申報公開，面臨著“人走政息”的命運。(9月27日《中國青年報》)
政治學家亨廷頓認為，制度化是組織和程序獲取價值觀和穩定性的一種進程。官員財產申報公開難以持續、缺少穩定，其實正是制度化程度不高的表現。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執行中變形走樣屢見不鮮，有的是只申報工資收入、不涉及其他財產的選擇性公開，有的是只在單位內部公示、不向社會開放的有限公開；其二，公開、釋疑、監督、問責等環節缺少獨立的受理機構，調查核實、監督管理等職能難以充分發揮。
關于制度的持續性，現代經濟學有這樣一個分析框架：制度的可持續性取決于制度的供給方與需求方的博弈，如果只有制度需求，而缺少制度供給的動力，制度生命注定難以持久。以此分析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無論是每年“兩會”上的提案建議，還是媒體和公眾的熱切期盼，都充分表明對官員財產公開有巨大的制度需求；然而，在制度供給一方，相關制度建設卻沒能及時跟上。
財產公開，勢必壓縮權力發揮的空間、減少腐敗機會，這對于潛在腐敗官員而言，無疑是“斷了財路”，正因為此,官員財產申報公開被稱為“自己革自己的命”。自我公開、自我監督，這種損害官員自身利益的制度，自然不會得到自發的擁護，制度供給動力不足，也就不言自明了。各地推進官員財產申報公開，一開始因個別人的堅定決心提上日程，到最后久推不轉、決而不行，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
當然，有人會辯護稱，官員也有保護隱私的權利。但是，但當個人隱私與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發生聯系時，個人隱私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私事，而是屬于政治的一部分。從近年不斷刷新的“裸官”數量，到最近遼寧鳳城市委書記王國強攜款外逃，再到陜西省安監局局長楊達才落馬，無不警醒這樣一個樸素的道理：官員隱私具有公共意義，接受監督天經地義。
制度形成的過程，就是各種利益博弈的過程，制度的成型與穩定也是因為各種利益達成均衡。官員財產申報公開，體現的正是權力與法律、官員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博弈——到底是《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等法律法規馴服權力，還是官員財產在權力的庇護下仍然遮遮掩掩。
官員財產公開在博弈中艱難前行，需要自上而下改革的頂層設計和改革智慧，公眾的理性有序參與同樣彌足珍貴。政府信息公開、官員財產公開、輿論監督并稱為現代政治進步的三大“陽光法案”，是防止公共權力腐敗的“三駕馬車”。經過政府與公眾的良性互動，政府信息公開、輿論監督已經卓有成效；官員財產公開，也期待真正的“制度破冰”和“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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