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近期發表的一系列講話，向市場傳遞了明確的信息：城鎮化、保障房建設將是下一階段政府經濟工作的重點。9月19日，他在出席省部級領導干部推進城鎮化建設研討班學員座談會上就強調，城鎮化是最大的內需潛力所在，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依靠。因此，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是事關長遠的大戰略，要放在現代化大趨勢中來思考。
從幾百年現代人類文明的進程來看，城鎮化不僅促進了現代人類社會的文明，推進了現代國家經濟的繁榮與發展，更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并由此把人類社會文明帶向了一個又一個高度。因此，筆者以為，還應把“城鎮化”更推進一步為“城市化”。因為這里“鎮”字與傳統的“鄉鎮企業”的“鎮”聯系在一起，僅僅是農民走出一小步而不是一大步，即沒有讓農民從農村真正走入城市，而是停留在與農村不遠的鄉鎮，只有“城市化”才能把傳統的農村與城市二元經濟結構得以調整及融合，讓農民真正進入城市。
城市化，是現代社會是聚焦各種資源、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節省交易費用等最好的方式。比如說，對公共基礎設施的投入，在同樣成本的情況下，在城市投入就比農村投入要提高幾十倍甚至幾百倍。還有，為何在許多人口聚焦十分密集的城市其經濟十分繁榮？最為重要的一條理由就在于這些城市的經濟運行的交易費用往往要低于其他城市。比如香港。從現代人類文明史所走的歷程來看，城市化為國家經濟發展與繁榮之動力是毫無疑問的。
“城市化”并非是一個抽象概念，從最為經典的研究來看，城市化，主要是指農村居民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轉化過程，反映為城市人口增加、城市建成區的擴展、社會以及生活方式的城市環境形成等。它不僅是對人類社會產生最大影響的社會化過程之一，也是當代社會的現代化和經濟增長的直接指標。
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到，城市化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讓農村居民轉換為城市居民，并在這種轉換過程中實現個體城市社會化的轉化。如果農民沒有成為真正的城市居民，并真正融入城市社會生活，那這種城市化就不是真正的城市化。目前中國城鎮化率看上去超過了50%，但按戶籍人口計僅約35%。正如不少研究者指出，當前中國的城市化只是“偽城市化”，農民進城只是“過客”。因此，未來中國城市化的第一愿景，就得真正全面放開戶籍制度，讓每一個農民及城市居民都有自由遷徙的權利。
當大量的農民向城市流動、大量的中小城市居民向大城市或一線城市流動時，他們面對的第一個大問題就是有一個遮風避雨的安居之所。可以說，解決居住問題，既是城市居民得以進入城市的生活基點，也是城市化過程中居民最大潛在內需。當前市場流行著“住房雙軌制”觀念，即“市場歸市場，保障歸保障”，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由政府保障性住房來解決，而住房市場的價格政府讓市場自由定價。筆者認為，這種觀念將嚴重阻礙未來中國城市化的進程。
因為，在未來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住房市場不可學習香港與新加坡的模式，那種模式強調政府生產過高比例的保障性住房來解決中低收居民住房問題，但就中國政府財政能力而言，這是不可能的。而是要借鑒德國等大國住房發展模式，絕對把住房看成是一種生活消費品，不允許居民把住房成為賺錢之工具。如果用嚴厲的法律制度把住房界定為一種嚴格意義的居民生活消費品，而不是賺錢工具，那么絕大多數居民的住房問題就能通過市場方式解決，而政府所要生產的保障性住房也就十分有限。
如果將農民真正融入城市，而將住房視作居民生活消費品，那么國內住房的潛大需求是非常大的。在高房價下，85%以上城市居民都沒有能力進入市場，農民工更是沒有能力。還有，未來二、三十年，每年將有1,000多萬人口轉移到城市，這又將有3億人口進入城市。再加上中小居民城市進入大城市，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具有一個無限大量，再加上相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對城市經濟增長是得心應手了。這就是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巨大動力。但是，這些居民的住房需求僅是潛在需求，如果沒有好的住房政策，沒有把住房的宗旨界定為居住，沒有把住房市場界定為消費市場，而是賺錢工具，那么這種巨大的潛大的住房消費需求是無法釋放出來。
依據《十二五規劃綱要》，在“十二五”期間，將有超過5,000萬農村人口進入城鎮成為城市人口，這將有效釋放巨大內需潛力。這種潛在住房內需要釋放出來，就得對未來中國城市化要有清楚界定，要對當前中國住房市場政策作重大調整：去除賺錢功能，將住房市場夠轉型為一個消費為主導的市場。
總之，要將城市化過程中的潛在需求轉化為現實需求，就得通過一系列有效政策的界定與落實，把這些潛在需求釋放出來。由此，未來中國經濟就能得到持續、穩定的增長。
這就是未來中國城市化的最大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