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也門給世人留下的最深印象恐怕就是貧窮和動亂了。去年以來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動亂，更令也門局勢有全面失控之虞。僅在今年9月，該國就發生了多起與安全相關的重大事件，連國防部長的車隊在政府總部附近都會遭遇汽車炸彈襲擊。
可是，歷史上的也門在阿拉伯世界卻有“幸福也門”之稱，曾為人類創造出的高水平早期文明。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也門地區誕生了最早的阿拉伯國家麥因和賽伯邑王國，也從那個時代起留下了源遠流長的商業傳統。埃及吉賽地區和希臘迭洛斯島都發掘出了麥因商人留下的銘文，商業稅早早就與農業稅并駕齊驅，成為麥因國家的主要收入來源；賽伯邑人更被譽為“南海腓尼基人”，長期獨占了南海（阿拉伯半島以南海域）貿易，還開發了也門與敘利亞之間的陸路貿易線路。直到現在，麥因人和賽伯邑人留下的商業傳統仍然不斷發揚光大，以至于來自也門東部哈德拉毛省的商人遍布世界各地。在以長袖善舞而聞名的阿拉伯商人中，也正是也門人首先發掘出了“世界小商品之都”義烏的能量。在新世紀之初啟動的初級產品牛市中，一批在沙特阿拉伯謀生的也門人敏銳地覺察到當地收入和消費開始急劇膨脹的潛力，便奔赴中國，幾番選擇比較之后在義烏落足，用義烏市場上取之不盡的廉價商品橫掃阿拉伯市場，大發利市，巴勒斯坦人、埃及人、敘利亞人隨之跟進，在義烏形成了中國最大的阿拉伯僑民社區，也把義烏小商品推銷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幾乎每個角落。
然而，在現代世界上，一個小型經濟體固然可以靠資源或第三產業過上不錯的小日子，但對于人口達到一定數量的國家而言，只有工業化、只有堅實的制造業基礎才能為其提供大量穩定的體面收入就業機會。正是由于缺乏制造業基礎，昔日的“幸福也門”今天雖然擁有商業才能如此普遍和出眾的國民，卻未能造就普遍的繁榮。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0人類發展報告》中，也門被列為“低人類發展水平國家”，發展水平在169個國家和地區的排行榜上名列第133位，15歲以上成人識字率只有60.9%，
15至64歲人口就業率僅39.0%，總就業中有26%屬于日薪低于1.25美元貧困線的低收入就業，5至14歲兒童中23%是童工。無怪乎在2011年以來的阿拉伯世界動亂中，也門動亂程度幾乎僅次于利比亞。
其實，制造業基礎差引發高失業、進而引發社會動蕩的情況何止也門！“阿拉伯之春”為什么爆發？關鍵原因是青年高失業，致使人口結構年輕、青年人口比例高非但沒有成為增進經濟社會活力的“人口紅利”，反而成為動蕩之源。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0人類發展報告》援引國際勞工組織2010年《全球就業趨勢》報告數據，1999年至2009年，中東國家失業率一直在9%至10%之間沉浮；北非國家失業率更一直保持在各區域最高水平上，2000年一度上升至約14%，
2008年下降到10%左右，2009年又開始上升。據阿拉伯勞動組織主席艾哈邁德·盧克曼的估算，要緩解失業問題，阿拉伯勞動力市場每年必須創造550萬個就業崗位，但此前兩年阿拉伯國家創造的就業崗位合計不過300萬個左右。
阿拉伯國家之所以就業機會少，是因為制造業一向滯后，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經歷過東亞和拉美發生過的工業化，雖然不乏高收入國家，其高收入卻是拜天賜石油財富所賜，資源產業一枝獨秀而非石油產業欠發達，不能為新增勞動力創造足夠多的就業機會。
再看經歷了近幾十年來持續的“非工業化”的西歐和美國，第二產業經濟結構和就業結構中占比一直在下降。在景氣時期，服務業貌似能夠提供比制造業更高的薪酬待遇、更好的工作環境；一到蕭條時期，這種產業結構的內在不穩定就暴露無遺了。制造業基礎最不發達的西班牙等國在次貸危機-主權債務危機中成為負債最重、失業率最高的國家，抗議失業、經濟緊縮政策的大規模民眾示威游行方興未艾，實在是事出必然。
統計顯示，在收入大體相當的國家和地區中，工業、特別是制造業占比較高的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實績和社會穩定性都較好。同屬中低收入國家群體，東亞太平洋國家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性優于歐洲中亞、拉美加勒比、南亞、中東北非等其他區域，就因為該區域工業化水平較高，2000年第二產業占GDP比重達44.5%，比歐洲中亞、拉美加勒比、南亞等區域高10多個百分點，甚至近20個百分點。中東、北非第二產業占比雖高，但其中大多數來自石油天然氣等采掘業，以及建筑業，制造業所占比重甚低。中國、日本、韓國的就業和社會穩定情況之所以優于美國、西班牙，其經濟結構中第二產業占比的差異可以提供解釋。
看到這一切，對正在努力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我們是否也該有所啟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