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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歐洲央行無上限購買成員國債券之后，美聯儲近期正式推出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QE3)。全球兩大央行聯袂放水，大規模持續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彌補寅吃卯糧缺口，勢必導致既有物質財富不斷稀釋，由此推高國際市場石油、糧食、金屬等大宗商品價格。這也意味著未來國內新漲價因素將主要來自外部。
中國是一個人均資源較少的國家，許多重要大宗商品的平均進口依存度在5成左右。譬如大豆(含豆粕)的進口依存度超過70%，高品位鐵礦石的進口依存度亦在50%以上。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將形成強勁的輸入性成本推力，由此將成為下一階段國內新漲價因素。
在來自外部的新漲價因素中，要特別重視石油、大豆(包括豆粕)進口價格上漲，重視其對食品價格的連續傳導推動。這不僅因為大豆及豆粕價格漲幅較大，達到30%-70%，更因為大豆及豆粕進口依存度超過70%。此外，豆粕在飼料中作用難以替代，其價格大幅上漲，會全面推高生豬飼養成本，最后傳導到豬肉銷售價格上來。豬肉價格與其他食品價格具有很強的比較效應與聯動效應，豬肉價格的上漲，也會逐步向禽、蛋、奶、蔬菜、植物油等產品蔓延，形成食品價格全面上漲局面。這種情況歷史上多次發生。石油(天然氣)作為“大宗商品之王”，是化肥、薄膜、柴油的原料基礎，其價格的大幅上漲，也一定會相應推高下游產品價格，顯著增加食品及食品行業的生產與物流費用，進而產生漲價要求。
必須指出的是，因為這種新漲價因素主要來自外部，今后國內物價水平揚升，與國內是否刺激需求、提高經濟增速并沒有太多的直接關系。換言之，即使我們繼續抑制國內總需求，迫使經濟增速進一步下行，但歐美國家極度寬松貨幣政策引發大宗商品價格飆升傳導至國內，物價水平還是要上漲。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這種局面無法避免。
在未來物價上漲新因素明顯增加的同時，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存在“硬著陸”風險。
如何從“兩難”困局中擺脫出來，化解來自于外部的“滯脹”風險？筆者認為，主要對策是要提高物價上漲“容忍度”，堅定不移優先保證經濟增長，以更大力度刺激國內需求，彌補外部需求萎縮缺口。也就是說，要啟動更多的重大投資與消費項目，適當放松對重要終端商品的購買限制，同時實施結構性減稅，適時降準與降息。
要將穩增長和實現更多就業置于更加重要位置，是因為現階段實現經濟增長比控制物價更為重要。這不僅因為經濟增長下行、失業增加，產生的經濟危害與居民“痛苦感受”比物價上漲更大，必須“兩害相權取其輕”，還在于中國物價上漲新因素主要來自外部流動性泛濫。更重要的是，經濟增長基礎上的各類收入，包括居民工資性收入、企業生產經營收入、貿易收入、財政收入的增加，才是我們能夠真正對抗物價上漲的最重要基礎。今年前8個月，因為需求疲弱、經濟滑落過快，國有企業累計實現利潤同比下降12.8%，財政收入增速也相應萎縮。這種情況如果繼續下去，勢必降低我們對抗物價上漲、增加薄弱產業與弱勢群體補貼的能力。
我們提出保增長比控物價更為重要，并非是對物價上漲置之不理，而是要將其擺在恰當位置。過度顧慮未來物價上漲，而對刺激國內需求和提高經濟增速遲疑不決，不僅阻止不了國內物價上漲，還會因為需求不足而使得經濟進一步減速，出現最為糟糕的“滯脹”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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