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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當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執行董事保羅-麥考利在美聯儲年度會議上第一次以“影子銀行”來描述游離于監管之外的龐大衍生品市場之時，他恐怕沒有想到數年之后這個名詞會在中國市場上廣為流行。
我們不能忽略的是，麥考利眼中的“影子銀行”是指資本市場過度證券化。通過種種旨在分散風險的證券化創新產品，市場可以用擊鼓傳花的方式為原本不具備買房能力的消費者提供融資。商業銀行走在最前面，它們向沒有收入或者收入很少的民眾發放了抵押貸款；投資銀行隨后跟上，將商業銀行的次級抵押資產證券化，然后賣給投資者；由此以后，本質上不具備償還能力的次級房貸資產，就以各種各樣的證券化面目在市場流轉。每一個買入者，實際上都是在為對應的賣出者提供資金融通。
這樣的“影子銀行”系統在中國市場存在嗎？顯然并不存在。那么，自中國央行開始提出社會融資總量這一新的統計概念以來，在國內市場和輿論界頗為流行的中國式“影子銀行”，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我們認為，這是市場不自覺地借用了“影子銀行”這個概念，來描述國內同樣蓬勃發展的現有金融體系以外的社會融資系統。
為什么？因為這樣的比喻同樣很貼切。近年來，盡管國內金融體系發展迅速，包括銀行、證券、保險、基金等各種金融機構都有很大發展，但不可否認金融體系對于民間融資需求的支持力度和實際需求仍然相去甚遠。而在另一方面，由于近年來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頻繁大起大落，導致國內經濟政策亦不得不相應做出調整。這些調整，對部分行業的融資節奏帶來了極大挑戰。
最先進入大眾視野的，是2009年盛極一時的銀信合作。寬松貨幣政策推動的信貸市場膨脹，與銀行資本金和信貸額度之間形成天然的矛盾。信托公司適時介入，依托其靈活的業務平臺，源源不斷地將銀行已經發放的貸款輸送到表外，使得商業銀行能夠重裝上陣，繼續發放貸款。從市場的角度說，這是成功的金融創新，達成了銀行、信托和投資人的三贏；但從金融監管的角度看，這卻是個不折不扣的定時炸彈——誰來確保基礎資產的質量？誰來承諾投資人所期望的那幾個百分點的收益？
當2010年下半年寬松貨幣政策陸續退出之際，隱藏在銀行報表以外的龐大表外資產開始逐漸浮出水面。也正當此時，以往能夠從銀行系統內暢通無阻獲得資金支持的企業，突然發現資金的閘門步步收緊。從哪里可以繼續融到資金？這頓時成為最大的懸疑。
值得慶幸的是，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還在，資本仍在洶涌流入。根據央行統計數據，考慮到2011年10月新增外匯占款開始出現環比負增長，以2011年9月末外匯占款數據回溯至2010年9月末，平均每月經由外匯占款流入銀行體系的資金規模達到驚人的3488億元。
恰在此時，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各種民間金融機構大量興起。同樣據央行統計數據，2010年底全國共有小額貸款公司2614家，這一數據在2011年底達到了4282家，一年之間新增1668家。這一數字還在增長，截至2012年6月末，全國小額貸款公司數量已攀升至5267家。也就是說，在能夠找到的官方統計數據中，小貸公司的數量在一年半的時間里翻了一倍。
那么沒有統計的呢？以銀監會牽頭的融資性擔保業務監管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2011年數據為例，當年在各地備案的融資性擔保公司法人機構數量為8402家，但同時工商部門登記注冊的非融資性擔保公司卻高達1.36萬家，也就是說體系外擔保公司的數量接近于體系內的2倍之多。很顯然，利潤微薄的擔保業務并不是資本涌入這一領域的主因，極盡扭曲的融資結構帶來的巨大利潤空間才是目的。
到目前為止，我們尚無法明確掌握有多少民間融資需求無法在銀行體系內得到滿足。不過借用民生銀行小微信貸業務副總經理周斌9月5日在香港分析師電話會議中提及的數據，該行“商貸通”業務在2011年每筆貸款是在4個需求戶中挑選1個發放，即便在今年市場如此不好的情況下，其貸款的供需比例仍然接近1:3。
這說明什么？顯然有極為龐大的信貸和融資需求尚未體現在現有的金融體系中。而正是這一量級的市場需求，才催生出被各方普遍接受的中國式“銀子銀行”概念。
貨幣當局在2011年初開始意識到問題的重要性，也開始逐漸摒棄以往盯住銀行系統和M2作為衡量社會融資總量的指標。新的社會融資總量指標將信貸市場、資本市場、貨幣市場三者合一，以求盡可能完全地反映資金供需的全貌。
從央行主動調整統計口徑本身可以看出，“影子銀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有必要將其納入監管視野之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的“影子銀行”可以近似看做是銀行信貸的異化體，是在官方統計的信貸體系外循環的信貸市場。為什么？因為它的基本模式依然是傳統的資金借貸，而不是麥考利所指的過度證券化。
央行副行長潘功勝上周發表的署名文章，亦認同隨著金融改革的不斷深入，傳統金融體系以外的各種創新將紛至沓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影子銀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無從認識和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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