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李稻葵教授在達沃斯論壇上語出驚人：“中國的政治土壤不適合發展股市！”這個論斷雖然博人眼球，但是卻經不起推敲。為什么呢？從根本上講，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既有經濟變量的增長，比如我們講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同時也有制度的改善，比如我們一直在講的改革開放。如果我們從現有的制度缺陷得出我們就發展不了股市，那么倒退30年，是不是我們也能得出結論，我們的經濟發展不了呢？因為那時候連市場經濟都沒有。
經濟增長和制度改善相輔相成
想對中國的經濟現象做一個正確的判斷，我們就不能忘記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和中國制度的易變遷這兩大特點，同時，我們還需要在理解經濟現象時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從來不是在完善了制度之后再實現GDP的增長，而是一邊經歷著GDP的變化，一邊有著相應的制度改善。兩者相輔相成，甚至有時候很難說清楚，究竟是誰決定著誰，就像那個古老的問題：“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運用這樣的思想，我們可以更加客觀地理解股市中的問題，并提出合理的建議。為什么現在我們要發起一個拯救股市的大討論呢？不僅僅因為股指的下跌，更是因為大家都看到了：中國的股市問題太多，而且這些問題都是制度性的問題。吳敬璉先生曾有個著名的論斷：“中國的股市就是一個賭場，甚至連賭場都不如。”這的確是一個事實，但是，進而從這個事實推論得出“中國的政治土壤不適合發展股市”我就不能贊成了。為什么這么說呢？
中國的改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股市一開始試驗的時候，容量不可能很大。一開始就是“老八股”。既然是小容量的投資市場，那么就只需要吸納我們這個社會中的一小撮投資者參與其中就可以了。一個社會中什么人會最早參與到股市中來呢？經濟學告訴我們，每個投資者的風險偏好是不一樣的。有的人喜歡風險，所以，讓他買了門票進入一個賭場他都愿意，也就是說，它的預期收益是負數他也愿意參與；有的人是風險中性的，賭場不收門票，他才愿意去試試看；還有的人是風險厭惡的，所以，澳門的賭場會有免費的班車把你從珠海的海關關口接到賭場去玩，有的賭場還會送你10元20元籌碼，讓你玩。如果我們的社會投資者有不同的風險偏好，而我們的股市容量又那么小，只能吸納一小部分的人參與其中，市場的選擇會是什么？一定是最喜歡風險的人留在了股市中。這就是為什么在過去二十幾年的股市中，即使有少數幾家愿意分紅的上市公司，其估值也不高；反倒是那些沒什么業績，但是題材不斷的公司，估值很高。因為我們的投資者本來就不喜歡分紅收益嘛。既然投資者是為了博取短差來的，那么融資者為什么就一定要分紅給投資者呢？每個人都是逐利的。
制度漸進完善需要一個過程
所以說中國現在的股市就是一個賭場，并不為過。但這是我們發展的初期必然經歷的一個過程。從這個階段的特點，完全不應該得出“我們的政治環境就不能發展股票市場”這個結論！因為這個發展初期的制度特征，會隨著股市的發展而逐步變得讓人詬病。只要融資者可以享受不分紅或者少分紅的優厚待遇，就一定會吸引越來越多的融資者參與到股市中來，這就是我們的擴容壓力始終這么大的原因所在。這反過來也就要求我們的投資者隊伍要不斷擴大。而剛才講過，最喜歡風險的投資者最早被吸引進入股市，所以，場外的投資者的風險偏好始終低于場內投資者。這就要求融資者必須逐步給出更多的分紅回報投資者，才能吸引場外資金的介入。這是一個非常自然的市場力量推動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一個漸進的改善投資環境的過程，包括分紅增加，公司治理的透明度增加，和司法以及法律的完善。
李稻葵看到云南法院包庇了綠大地這樣的本地公司，所以他建議把全國的上市公司的官司都集中到上海來。我估計這樣的政策建議，一個是政治上不太可行，需要太多部門的配合，完全不是一個證監會能夠做到的；另外一個是即使這樣做了，可能還是會遇到執行力度的問題，因為上海法院的相對公正的判決還是需要到云南當地去執行。如果地方政府真的要保護當地企業，還是有很多的辦法，讓你的判決執行不了。
其實事情并不會像李稻葵預期的那么悲觀，說什么“中國的政治環境搞不了股市”。如果一個地方政府會不惜破壞法治公平屢屢保護當地上市公司，那么投資者很有可能就會用腳投票，讓這個地方的上市公司的估值急劇下降，轉而去買別的地方的股票。如果有一個地區間的競爭出現，自然會壓迫地方政府去改進法制環境，保護投資人利益，否則他就難以在這個資本市場融到資。證監會或許并不需要申請全國人大改動有關司法管轄權的相關法律條文，只需要建立一個誠信檔案，或者公布一個各地的法治環境指數，從而誘導投資者給不同地區的股票以不同的估值。就像穆迪標普等給希臘意大利政府的信用等級降級一樣的市場手段，就足以獎優罰劣，去推動本來或許較慢的漸進改革往前進了。
所以說，看到了中國現存的制度問題并不難，難的是需要用一個內生性制度變革的思路去理解未來的變革，提出阻力最小的改革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