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中央一直高度重視民營企業發展，先后推出了鼓勵民營經濟的兩個“36條”。2010年，中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十年來，中國民營經濟利用入世紅利帶來的機會得到了快速的發展，請您談談我國政府為促進民營經濟發展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民營經濟為中國經濟發展做出了哪些貢獻？
劉迎秋：2002年11月中共召開十六大，首次提出兩個“毫不動搖”，即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2007年，在兩個“毫不動搖”基礎上，中共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提出有關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發展的理論新亮點——“兩個平等”：“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
2005年，國務院出臺了《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非公36條”。從此以后，政府幾乎每年都出臺一些鼓勵支持引導民營經濟投資的政策性文件，為民營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近期國務院各部委又分別出臺了42項關于落實鼓勵民間投資“新36條”的實施細則。
上述政策文件的陸續出臺，充分表明了我國最高決策層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判斷的正確性和政策取向的明確性，說明我國現階段尤其需要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壯大民營企業。
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生活中的地位也確實越來越高、作用也越來越大。到目前為止，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經濟長期穩定協調較快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從GDP總量來看，中國民營經濟總量已占到GDP的50%以上，交納稅費總額已占我國財政收入的近60%，承擔了大部分民生產品的生產，吸納了75%以上的城鎮就業人口。經濟運行越是處于艱難階段，民營經濟的作用就越顯突出。
黨的十六大提出就業是民生之本。擴大就業，促進再就業，關系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關系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關系國家的長治久安，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也是重大的政治問題。民營經濟為解決城鎮廣大居民和進城農民工就業做出了重要貢獻，發展民營經濟就是解決民生問題。
《經濟參考報》：當前，世界經濟仍未從經濟危機的陰影中走出來，迎接新發展階段的中國民營企業又面臨著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的壓力，您認為，民營企業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在哪里？
劉迎秋：我認為，首先，當前最根本的問題是，許多人對民營企業屬性的認識還不是很清晰，還存在很多偏見。這種情況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眾多民營企業家對自身屬性認識的模糊性和搖擺性。為什么有些民營企業家放棄生產性經營與投資，轉做投機性投資，甚至干脆將企業資產拍賣、甘當“食利者階層”？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對民營企業根本屬性的認識問題沒有得到徹底解決。
從實體經濟轉向虛擬經濟、從實業投資轉向投機投資是一種“超前性退化現象”，迫切需要我們做出更為深入的研究和探索，要論證和說明現階段我國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為什么會出現這類問題，關鍵是分析和說明我國現階段的民營企業家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每個毛孔都滴著骯臟的血”的資本家，民營企業資本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私人資本，尤其是大型民營企業的資本已具有很強的社會資本屬性或廣義社會化屬性。
正確認識我國民營企業的本質屬性，不僅關系民營企業的發展和民間投資的增長，而且關系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只有解決了這些帶有根本性的問題，才能真正全面貫徹“兩個毫不動搖”、全面落實“十二五”規劃綱要的各項發展要求，才能真正從根本上營造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競爭、平等使用各種生產資源、平等交納稅費、平等獲得融資便利、平等參與經濟社會事務、平等受到法律保護的體制機制和政策環境，獲得共同發展。
必須看到，我國現階段的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是從屬于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的。一方面，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所反映的生產關系是我國經濟基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卻不是主導性的，而是從屬性的，因此它在本質屬性上也必然是從屬性的。另一方面，基本經濟制度決定于整個社會的所有制關系，但它同時也要受到上層建筑的制約。我國實行的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和實現工農等勞動者的基本利益，是由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決定的基本政策取向和法制要求。這就決定了民營經濟的各種具體存在形態，特別是民營企業，必須把保證企業勞動者基本利益的實現作為生產經營活動的一個基本目標。一旦一個企業無視企業職工的基本利益，甚至用損害企業職工基本利益的方式謀取利潤，它就一定會受到基本經濟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制約直至受到某種懲罰。這些情況表明，我國現階段的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無論其生產經營行為或經營策略有何不同，在本質上都是從屬于我國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的。
其次，加入WTO給民營經濟注入了新的發展活力，也提供了新的發展空間，但是同時，經過這十幾年快速的發展，民營企業也遇到了資源、資金、技術、環境、企業制度構造和體制的瓶頸，還面臨著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大挑戰。經濟轉型、方式轉變勢在必行。但是，我國民營企業真正實現轉型和轉變還面臨眾多困難。從企業內部看，絕大部分民營企業規模小，治理結構尚不夠科學。從外部環境看，融資困難，企業生產經營的技術含量低，獲得資源的能力弱，市場競爭的擠壓壓力越來越大，民營企業生產的產品長期被排除在政府采購清單之外，等等，都影響著民營企業的轉型升級及其競爭力的提升。
第三，在人才上，民營企業同樣面臨嚴峻挑戰。民營企業的發展壯大必須靠生產經營管理人才的支撐，二者始終密不可分。但是，由于企業稅費負擔過重，大部分民營企業無力提供更優厚的待遇和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來吸引更多更好的生產經營管理人才參與企業發展。
第四，要想使民營企業愿意進行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和組織創新，并且使它們有能力進行此類創新，需要進一步加強國家對創新的保護力度和支持力度，提高對創新失敗的容忍度。
總之，面向新階段、繼續堅定不移地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對于我國繼續成功應對國際經濟衰退的影響、克服國內資源不足、謀求經濟社會實現新發展，就必須正確認識民營企業的本質屬性，必須在此基礎上解決其他相關問題。否則，不僅難以正面解決現階段我國民營企業發展面臨的眾多困難，我國現代化建設目標的實現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將受到不應有的影響。
《經濟參考報》：您認為，政府應該從哪些角度入手切實解決民營企業的實際困難？
劉迎秋：第一，要繼續深化改革，發展和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平等競爭、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到目前為止，不僅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遠未完成，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也同樣遠未完成。民營企業是民族企業，是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發生和發展的企業。它應該和必須是為中華民族的發展、中華民族的利益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擔當歷史責任的企業。
第二，進一步完善各種制度。為了便于民營企業融資，可以大力發展一些地方性的、區域性的和社區性的、能夠直接面向廣大中小企業的、可直接為中小企業發展服務和提供融資便利的商業性銀行機構和非銀行金融機構，而不是一味發展那些大型的、跨地區的商業銀行和信貸機構。過去陸續批準成立的地方性、區域性商業銀行和大銀行金融機構，要恢復其地方性、區域性，取消其跨地區、跨部門經營權。在直接融資方面，除了要著力發展主板市場和創業板市場以外，還可考慮通過先行制定有關法律和政策法規、然后探索穩步發展地方性企業產權、股權柜臺交易市場，通過這種柜臺交易市場的穩步健康發展，更好地促進民營等中小微企業之間的資本流動和資產重組，加快企業重組改造、企業轉型和技術創新。
第三，要進一步深化行政體制和政府體制改革，要盡早從政府主導型經濟轉向政府服務型經濟。要圍繞全面落實“兩個毫不動搖”、圍繞國民經濟持續健康較快發展的內在要求努力構建服務型政府。
第四，不論是對國有企業還是對民營企業，一定要強調資源的共享，平等競爭，平等使用，共同發展。要盡可能避免行政性的、不講求市場效率的資源分配關系的發生，要更好地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流動，要強化市場調節和市場配置有效資源的基礎作用，要在強化法制的前提下盡可能減少政府對企業和民間各種經濟活動的行政性干預和過多的控制。
第五，當前經濟形勢不容樂觀，要大力鼓勵和支持民營企業苦練內功，鼓勵大中小企業縱向兼并和重組，要實施更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提高企業轉型升級的能力和市場競爭力，要大力鼓勵民營企業“走出去”戰略，以克服經濟發展面臨的資源和技術瓶頸約束。由于國際市場競爭規則和制度制約，在實施“走出去”戰略過程中，能夠發揮更大作用的很可能是民營企業。因此，進一步積極鼓勵和大力支持民營企業“走出去”，就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和資源配置效率問題，而是關系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與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