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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金融對我來說有著特別的歷史親切感，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就與農村金融有關。然而，或許是出于多年來對農村金融老生常談的麻木以及對缺乏新意的農村金融研究的失望，我好像已忘卻了這個曾在我生活中伴我左右的“老朋友”，直到最近讀了左曉蕾女士的《農行姓農，村鎮銀行豈能沿襲大銀行擴張思路》的文章，才又重新喚醒了那份沉睡的情結。
左女士文章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農村金融的性質，而這恰是農村金融中最讓人糾結，同時也是最難解決的核心問題，到底該如何處理好農業生產、農村金融機構和整個金融市場的關系，直到今天并沒有一個放之四海皆準的模式，甚至找不到具有實際借鑒意義的成功例子。
農村金融原本的服務對象就是農業生產，但農業生產的兩個不平凡的特性使得這項本該平常的金融活動變得與眾不同起來：農業生產的大跨度周期收入與支出，以及農產品價格的劇烈波動性。前者造成了農業生產者（無論是產業化程度較高的農場生產者還是以個體家庭為單位的個體生產者）對生產性融資的普遍依賴；而后者則造就了這些融資的巨大風險。正因如此，一般金融機構對農村金融（這里暫且僅指農業生產融資活動）非常不感興趣，甚至有些抵觸。然而，任何一個經濟體都不可能聽任對農村金融的漠視與孤立。于是，各種關于解決上述矛盾的研究就此廣泛展開。
大體說來，有關農村金融的研究始終糾纏于如何處理金融市場的一般規律與農村金融特殊性之間的矛盾之上。專家學者的研究雖偶有新意，但缺乏從根本機制上治愈此病的靈丹妙藥。比如最早也是最廣泛的手段之一的政策銀行，它雖然可以克服金融市場一般規律對市場參與者的基本約束和對農村金融不利的市場激勵，但在監管體系和監管力度都存在缺陷的情況下，政策銀行的負面效應不容忽視（尤其腐敗）。早期農業銀行以及后來的農業發展銀行和農村信用社都在這方面出過問題（有些甚至很嚴重），而解決方式主要有兩個：一是加強監管，這個看似簡單的手段實際操作起來比想象的難得多；二是運用市場手段，用市場機制抑制對政策金融（實際上是國有資產）的褻瀆，但這似乎又回到了矛盾的起點。
運用市場手段運作農村金融的最根本問題，是資金對優質資產的追逐，這里的優質指的是同等收益水平下的風險水平，正是由于農業生產的風險性因素使得農業項目（無論產業化程度高低）都不可能成為市場資金的最優選擇。相對而言，城鎮經濟更容易吸引市場資金，甚至是市場外資金，這也正是原來一些政策金融資金最容易出問題的地方。這種情況下，要求已市場化了的農村金融機構一味地支持農業融資實在是一廂情愿，甚至有違市場規律，一些原本屬于政策性的銀行如今也涉足政策以外業務（其實是典型市場業務）的現象，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這一事實。
在一些人看來，農村金融機構的理想狀態是：一方面按照想象中的黃金分割比例將一部分資金參與到市場金融活動中，讓市場機制發揮對參與者的激勵與約束作用；而另一方面，也須將另一部分資金忠實地服務于純粹市場金融機構不愿涉足的農業金融領域，以保證經濟體對農業生產的支持和依賴。遺憾的是，這樣理想化的（甚至可以說是天真的）構想在現實世界中很難實現，因為它在根本上要求市場必須是割裂的。
只有在分割的市場上，我們才有可能看到同質化的資金對不同的風險存有相同的追逐需求，否則，資金會用盡一切辦法突破市場的界限，去追逐優質資產。這不是道德問題，是規律問題。于是很多人就千方百計地尋找“合理地”分割市場的辦法，但直到現在也沒見誰找到過。
有一種思路比較接近于這個目標，這就是政策優惠。管理層可通過政策補貼的辦法來分割市場，也就是補貼農村金融機構因從事農村金融活動而失去的那部分風險溢價，使得分割市場上的金融活動的規律趨近一致。這樣一來前述問題似乎就解決了，但新的問題應運而生：政策補貼往往是靜態承諾，而農村金融的不確定性卻是動態過程。以靜態補貼來抵沖動態的問題，就好比拿確定性來解決不確定性一樣不合邏輯。可如果政策補貼動態化，技術上雖可行，由此衍生的道德風險卻無法同時遏制，即獲得補貼的機構將農村金融業務以外的市場業務的損失偷偷轉移到補貼之內，這同樣會阻礙農村金融的健康發展。
另一種解決的思路是間接補貼，即對那些愿意進入農村金融領域的機構降低市場準入門檻，用“權利”換“分割”，即支持農村金融的機構可獲得農村金融以外金融市場的“門票”。如果這樣，就沒有必要再糾纏于農村金融還要不要姓“農”的問題，而應更加關注市場門檻的水平，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成本。
實際上，在農村金融純正性這個問題上，世上沒有統一標準，也沒有過什么值得仰視的榜樣。發達國家在農村金融這個問題上最成功的做法，不是我們想象的市場化手段，而是赤裸裸的財政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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