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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發展壯大我國證券市場，證券公司的發展戰略必須改革，而并購是個重要途徑。
在證監會公布的最新證券公司名錄中，我國證券公司有111家，注冊資本最高的中信證券110.17億，最低的廈門證券有限公司僅0.5億，而注冊資本在20億元以下的高達72家。縱觀已公布2012年半年報的18家上市證券公司，傳統經紀業務占總收入比例均高于30%，而區域性較強的西部證券的經紀業務更是占到總收入的75.06%，除個別實力較強的證券公司在自營業務、投行業務和資產管理業務方面實現了一定的多樣化，大部分還是基本上靠經紀業務、自營業務來維持收入。在指令報價驅動的交易制度下，隨著網絡化交易的便利，經紀業務依靠營業部網點的分布廣泛來吸引客戶獲取高額傭金收入的競爭優勢已不再，而較小的公司規模和行業集中度較低，使得整個證券行業的資本、資產和資源等相對分散，創新動力難以整合和提升，整個行業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金融資源的扭曲配置。
因整體規模偏小、業務同質性較高，市場效率較低，證券公司在與基金等機構投資者業務合作中處于劣勢。以公募基金為例，以每日凈值提取管理費用帶來的旱澇保收為基金提供了特有的先天優越性，證券公司研究人員為滿足機構投資者的需求，在出具相關研究報告時也難具有獨立客觀性，特別是近幾年的新財富最佳分析師排名，評比的名次往往與分析師的薪酬掛鉤，而排名的投票權決定在機構投資者手中，這也是新財富最佳分析師排名存在一定爭議的原因之一。同時，券商研究員、公募研究員和私募研究員之間形成了極大的利益鏈條，由于公募研究員和私募研究員一般不對外公開發布研究報告，但券商研究員作為賣方卻會定期公開研究報告。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券商研究員在推薦買入某只股票的研究報告發布時，往往該股票已有一定漲幅，發布報告后存在著“見光死”，同時券商研究員還有薦買不薦賣的特色，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機構投資者的需求，但卻傷害了很多公眾投資者的利益。因此證券公司需要利用自身的實力和聲譽來保證研究分析的客觀準確性，而不能受制于機構投資者。
融資融券業務推出后，對證券公司的現貨和現金頭寸的流動性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這對證券公司而言又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券商可借助轉融通平臺增加傭金，將融資融券的風險轉移給其他金融機構，但同時也增加了券商與其他金融機構之間的風險關聯性；另一方面可能會分流券商融資融券業務規模。隨著融資融券規模的擴大，證券公司參與市場交易的深度增加，迫切需要證券公司提高自身的綜合能力。
有鑒于此，筆者認為，通過并購來做大做強證券公司，能增強證券公司自身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對于營造穩定、公平的市場環境具有一定的作用。比如，如果適時引入做市商交易制度，可以降低非理性交易對價格的沖擊，有利于股價的穩定。而做市商需要具備一定的規模和綜合實力。
目前國內的證券公司，雖然設有投資銀行部，但大部分從事一級承銷市場業務，而一些金融產品的創新也集中在了券商的集合理財產品計劃中，規模相對偏小，進行頻繁交易的動機較強，難以形成良好的投資理念。若能適當地拓展整合投資銀行業務，將盈利模式從被動地獲取變成通過產品設計開發、投資而獲得收益，那么這將極大增加券商的綜合實力。
新股發行改革中的定價機制之所以一直飽受爭議，就是因為一些證券公司為了獲取較高的承銷費用和未來潛在客戶，不惜以犧牲投資者利益作為代價，完全被發行人所綁定，因此難以保證新股發行詢價區間的合理性和公平性。而新股發行上市后的股價表現及財務報表出現的問題常常給投資者造成不小的損失，這一方面折射出我國的證券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存在一定問題，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相關新股發行制度中存在著可人為操作的漏洞。若證券公司做強，就會有長遠目光，在新股發行時盡力設法維護自身的聲譽，這客觀上也會促使發行人的合理估值、給定詢價區間效率的提高，進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新股發行價格的合理制定。
然而，券商的兼并整合并非易事，已有的金融體系格局使得每一項金融體系改革都會面臨著一定阻力，西南證券吸收合并國都證券失敗就是個典型案例。但是，無論如何，通過增資擴股、注資等方式只能做大而很難做強，因此，政府主導或指導下的相對市場化的券商整合，應是最有效的方式。這既能實現兼并收購的協同效應，增加證券公司的綜合業務服務能力，也能通過增強國內券商競爭力為參與國際化競爭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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