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開復領銜中國投資與新經濟領域的人士，對美國做空機構香櫞進行強烈反擊。
中國業界的
“反撲”如果要收到長久之效，必須要有針對中概股、針對做空的制度性約束，甚至需要兩國監管層介入。從現在來看，李開復們的回擊拳頭不硬，尚未打中要害，他們說的是業界與中高端中國投資者熟悉的內容，卻無法說服國際投資者，同樣無法通過法律等渠道收回自己的權利。
到現在為止，針對中概股的做空已經獲得豐收，因財務造假而被停牌和退市的中概股已達60家，已有兩成中概股消失，如果這些公司股價下挫30%，做空者擁有5倍以上的杠桿率，收益翻番輕而易舉。
做空從來是高風險買賣，渾水等公司做空首先瞄準的是信用最差的借殼上市的中概股。渾水、香櫞等公司在做空的第一階段大獲全勝，除了獲得收益之外，還在美國市場成功地給中概股打了一個大大的信用折扣，并且在中概股的臉上刺上了
“造假”的紅字，這是行為金融學中有效的心理暗示招術。
有外媒統計，中國概念股過去10年中所累積的市場信譽已經崩塌。在受做空機構攻擊之前的2009年，中概股平均收益約13%，有5家中概股累計漲幅甚至高達1000%。截至2011年年底，因被做空而慘遭停牌或退市的公司接近50家。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2年6月，大約有38家中概股的股價已不足1美元，面臨退市警告。做空機構做空的不僅是個別股票的價格，更是整個中國概念股的品牌。
打鐵還要自身硬，李開復們要替中概股立言，最好是成立境外上市公司的自律組織，制裁造假者、本土的渾水摸魚者，把中概股的造假比例降到最低。只有中國公司造假的概率下降，做空者的成本才可能提升。就做空的家數、風險收益而言，做空中概股可能是做空者們有史以來最大的勝利。
到第二階段，做空者把槍口對準了實力較強的中概股，如分眾傳媒、奇虎360等公司。2011年11月，做空事件發生之初，江南春開始的反應是訴諸法律、捍衛公司的信用，到今年8月，事件發生了戲劇性轉折，分眾傳媒發布公告稱，已收到包括董事會主席江南春在內的聯合體發起的無約束性私有化邀約。目前正因為定價，與投資者進行對壘。
不僅分眾，其他大公司也曝出私有化方案，這些公司沒有通過法律途徑捍衛自身的信譽，而是選擇了退市方案，或者希望在中國香港、中國內地等市場上市，這樣做對這些公司而言也許成本最低，可以換個市場繼續享受溢價。如果中國大型公司統一采取退市行動，絕不會讓中國公司在美國市場的信用變得更好，相反，很有可能造成以下的惡劣印象：中概股中的中小企業慣于造假，而大型企業對成本的考量超過對信用的考量，他們寧愿明哲保身也不愿意證明自己的清白。
事實上，從博弈論的角度出發，如果有實力、有信用的中概股聯手起訴，哪怕只進行一場，一來可以提高做空者的成本；二來可以彰顯中概股中某些公司的信用，如果獲勝還能讓造假做空者有所顧忌。現在，這些希望基本泡湯，而由李開復先生手掄板斧、赤膊上陣，這并不會讓做空者有更大的顧忌。李開復等人開設的“香櫞欺詐”網站，讓人聯想到山西票號初起時，競爭對手以對方東家的名字作為自己孫兒的名字，充滿了意氣之爭。
釜底抽薪的辦法，是在中美兩國之間盡快實行對等的、互通監管信息的體制，有了權威的、詳盡的、公開的信息，各種坊間或真或假的傳言才不會雞毛飛上天。李開復們應該盡快推動跨境監管措施成行。
美國將做空視作市場的自發規范行為，因此在監管中對做空者留下巨大的監管空白，《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以及金融危機之后的《多德-弗蘭克法案》，均沒有涉及調查公司，也沒有對空頭之間的自營交易、關聯交易做出限制。國內的公司要證明自己的清白，一要直接控告做空者有欺詐行為，利用法律保護自己；二要利用媒體保護自己，但這需要強大的力量，畢竟這是在美國國內的輿論戰，獲得與美國做空機構同等的發言權，成本必定大于美方做空者。李開復們要想獲勝，首先要向國際投資者進行中國市場贏利模式的普及教育，困難程度不會比打官司更小，除非他們只是向各路資本做個姿態。
目前中美跨境監管處于對峙之中，雙方拔河正在關鍵時刻。只要監管互相的開放是對等的，就不存在賣不賣國之分。現在關鍵是，中概股在美國上市，美概股卻沒有在中國上市，因此，開放就成為單向開放，監管大戰損害的主要是中概股的利益。
中概股在美上市遭遇嚴峻挑戰，從VIE結構，到信用危機。國人的反擊，需要具備更豐盛的價值觀、更詳盡的證據以及擰成一股繩的合力，以某個法律訴訟為突破口。否則，反轉形勢，大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