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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做大做強”的理念一直貫穿在我國商業文化中，而且與“做強”相比，“做大”更是排在前面。在此理念的浸染下，各類金融機構也以資產與業務規模的擴張，以尋求全國乃至全球布局為終極目標。在“求大”文化的競爭演進中，“求小”似乎變成了自甘落后，并且往往被看作與失敗的命運距離不遠。
這一點在商業銀行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就一些大型銀行來看，在“大而不倒”思維的影響下，一度以資產規模、市值名列世界前茅為榮，卻沒有看到前車之鑒：1988年曾排名世界前6位的日本第一勸業銀行、住友銀行、富士銀行、三菱銀行、三和銀行及日本興業銀行，在國內危機與全球銀行業變遷中黯然退場，到2010年排名世界前20位的銀行中，日本只剩2005年組建的三菱日聯銀行勉強居于世界第11位。
對于銀行占絕對主導的中國金融業來看，片面追求“做大做強”或“抓大放小”，其帶來的危害是深遠的。從機構自身來看，往往會陷入以規模拼市場、忽視服務質量和主動創新的困局。從宏觀層面來看，在國民儲蓄率居高不下、金融體系流動性經常過剩的情況下，諸多部門和領域會出現金融供給短缺，尤其表現在那些落后部門或小企業身上，這就說明金融體系不能有效實現資金的供求配置均衡。現在，我們強調金融改革轉向“抓小放大”，實際上有幾方面的內涵。
首先，改革思路要充分重視“自下而上”的路徑。迄今為止，推動金融改革的基本路徑仍呈現“自上而下”特點。然而，基于“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和大思路能否成功，前提是監管部門具有超常的智慧和魄力，這顯然并不現實，由此，推動金融改革更需要源于下層的“小智慧”。當然，我們所說的“自下而上”改革，并非是地方政府行政主導式的發展，而是真正來自民間的草根金融創新，為整個金融改革奠定豐厚的基層土壤。
其次，在整個金融機構體系中，我們最缺少的是小型機構和零售機構。多數銀行機構致力于成為卓有成效的批發銀行，即使近幾年打造零售銀行的呼聲不絕于耳，實際也只是錦上添花而已。對于健全的銀行體系來說，小銀行起碼在數量上應是絕對主流，如美國社區銀行雖然屢遭危機沖擊，但仍占據85%左右的比重。除了銀行機構，能夠增強金融市場效率的其他各類小型非銀行金融機構，在我國也發展緩慢，如消費金融、融資租賃等主體。
再次，就金融業服務對象來看，遠未形成面向小客戶的金融支持機制。與工業化和城市化中期相呼應，通常是快速擴張的大企業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引起“求大”的金融支持模式。而在我國逐步向后工業化和后城市化社會邁進之時，相匹配的金融機制未有實質進展，因為在這種穩定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有限的大企業已難以支撐就業，加之投資增速放緩，只有眾多小企業和居民才是后工業社會的主角。由此，重視服務小微企業和居民，不僅是強調多幾家小機構和開展一些產品創新，而在于為其創造一整套金融解決方案，以適應經濟社會轉型需要。
第四，在金融機構內部，還存在諸多非市場化的“小”問題，被排除在機構發展的“大戰略”之外，但足以使改革遭遇挫折。例如，銀行人事制度官僚化，一些金融機構成為解決官員再發展的載體，形式上的嚴格風控掩飾了決策機制缺陷等。這些或是老生常談，或是被大戰略視而不見的小現象，卻極易使得銀行改革成為利益固化的工具，而非服務大眾。
最后，“求大”與“求小”之間的邊界不清晰。我們強調重視“小”的要素，并不簡單排斥“大”的方面。“求大”與“求小”建立在金融體系不同功能定位的基礎上。例如，大銀行的最優客戶天然就是大企業，主板市場的最佳融資主體也是如此，以行政壓力推動它們增加對小企業的支持，反而會產生交易效率損失，這也是“放大”的含義之一。也就是說，大機構和核心資本市場的發展目標，在于增強中國金融體系的內在競爭力及國際話語權；小機構及區域性資本市場的發展重點，則是彌補金融體系缺陷，更好地服務轉型中的實體經濟目標。
可以說，我國金融改革既需要從全局和長遠視角來把握，也需要從出現的具體問題上予以應對。大處著眼，小處著手，這才是重樹金融改革思路的形象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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