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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將一些新聞“整合”閱讀,往往別有意味。據9月4日《證券日報》報道,9月3日晚間,貴州茅臺發布公告稱,自2012年9月1日起適當上調部分產品出廠價格,這些產品平均上調幅度約為20%～30%。
另據9月4日《中國經濟周刊》報道,7月20日,在中國水產流通與加工協會主辦的“鯊魚可持續利用會議”會議上,一些專家表示,目前中國沿海的鯊魚捕撈都是兼捕所得,不存在專門捕撈鯊魚的作業,鯊魚基本保持了種群數量的平衡。此外,只要有經濟魚類的捕撈,就必然會有鯊魚的捕撈,被撈獲的鯊魚基本上無法再存活,不利用它反而是一種資源的浪費。有人說,國內魚翅行業開始反擊了。
毫不畏懼“三公消費禁喝高檔酒”的政策,茅臺逆勢提價,顯得底氣十足；在禁食魚翅剛剛取得階段性成效時,行業協會又提出了“拒食魚翅是一種資源的極大浪費”這樣驚世駭俗的觀點,大有逆勢反擊的意思。而現在的問題是,面對茅臺和魚翅的“絕地反擊”,又該如何應對?
應對的方法,是相關禁喝、禁食的政策嗎?似乎不是。以茅臺為例,正如報道中有專家說的那樣,在數量增長不太可能的情況下,只有提價才能增加公司的利潤。由此引出的問題是,即便有“三公消費禁喝高檔酒”的政策,茅臺的銷售依然沒有受到太大影響,否則,貴州茅臺也就不會有逆勢提價的底氣。再以魚翅為例,根據《中國經濟周刊》的預測,按照每天消費1.5萬斤魚翅、每碗魚翅湯中的魚翅含量為30克、每碗售價為400元粗略計算,僅在北京地區,每天的魚翅銷售額為1億元,年銷售額365億元。由此我們難免擔憂,在禁喝高檔白酒的政策效用并不明顯的情況下,即便有禁食魚翅政策,成效真的就能滿足期待嗎?
《中國經濟周刊》報道中一位業內人士的話,可謂一語道破天機。在這位人士看來:魚翅的消費群體一般比較高端,主要集中在有錢的商人、官員和明星藝人。“我們就是定位在1%的人群,可以消費得起我們這個產品。”而商人與官員之間的消費關系又是什么呢?報道中一位企業家的話更能說明問題:只要是公務宴請,這位企業家一般都會點魚翅。“我自己倒談不上愛吃,但魚翅是個符號性東西,和茅臺、鮑魚等一樣,代表著你的誠意,客人一看桌上有這些東西,知道你很重視他,尊重他。這個很重要。”
是的,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從茅臺到魚翅,都是符號性和象征性的東西。商人與官員之間公務宴請,必須用茅臺和魚翅“撐門面”,目前而言尚難規范和約束。但既然有已經出臺的“三公消費禁喝高檔酒”的政策,即將出臺的“公務接待不得食用魚翅”政策,就應該想方設法將其效用最大化發揮。但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面對這樣那樣的禁令,公務接待從來就都能利用各種隱蔽的方式合理規避。以溫州的“60元工作餐標準”為例,所指的也僅為市內各單位相互接待的工作餐,而接待市外單位或上級機關公務宴請,則另有一套標準。
所以說,為應對茅臺和魚翅的“反擊”,有了禁喝、禁食的政策,有了類似“60元工作餐標準”,還遠遠不夠。茅臺和魚翅是如此,拉菲和鮑魚等,相信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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