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綜合評價全球經濟下滑大背景與中國現實國情的基礎上，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經濟下行具有客觀必然性，但是也必須警惕一些地方政府在各級領導班子換屆之際放松GDP的傾向以及“亂象叢生”。更為重要的是，必須警惕一些部門“病急亂投醫”，損害前期改革成果。針對一些“難看”的經濟數據，完全沒有必要驚慌失措，但有必要采取一些短期調控措施，更需要處理好亟待理順的幾種關系，鞏固宏觀管理的體制基礎。
一、“忙”可以：典型現象
面對市場景氣指數下行壓力，中央政府應該適時采取一些應急措施，比如動用數量貨幣政策、加快重大項目審批進度、放松土地審批權限等。同時，地方出現了不同姿態，既有放松發展經濟的現象，也有繼續加速發展經濟的情緒高漲現象，表現為加大投資導致經濟過熱、擴大招商引資規模和繼續變戲法地增加融資平臺。受此影響，一些民間主體也開始活躍起來。
（一）中央政府釋放寬松信號
為了實現今年的經濟工作目標“穩增長、控物價、調結構、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諧”，中央政府正在協調主要政策目標，處理各種兩難抉擇，比如穩增長與調結構、控物價與促就業、經濟轉型中淘汰落后產能與保持企業穩定等。但是，如果政策力度和進度不協調，一些兩難選擇必然會厚此薄彼，影響政策合力，最終難以實現政策目標。為了應對經濟增速下滑，中央政府采取降息、加大重大項目審批力度等措施，向市場釋放積極信號。
（二）地方政府各顯神通
近期，一些地方經濟出現明顯下行趨勢，為此地方政府絞盡腦汁通過辦會、辦節招商引資，甚至由于缺乏資金，工程項目招標政策由過去所謂的“443”變為“0433”模式，出現項目零首付招標。
“443”的做法是：項目完工經驗收合格后，第一年支付總投資款的40％，第二年支付總投資款的30％，第三年支付總投資款的30％，變為“0443”后，支付期限后延一年，甚至更長。還有一種傾向是，地方政府變戲法地催生多種融資平臺“寅吃卯糧”，使得債務風險在前后屆領導之間分攤。若處理不當，不斷累積的債務規模和不良的債務結構會給地方經濟發展帶來隱患。還要指出的是，少數地方甚至出現了通過巧立名目增加非稅收入的現象。
（三）民間主體積極性有待提高
在一些地方，出口驅動的外向型企業偏多，由于外需疲軟，一些企業出口訂單減少，資金回收周期變長，企業資金周轉困難。同時，長期存在的融資難題仍難以在短期內解決，中小企業不得不借助非正規金融機構融資獲得間歇喘氣機會。而在一些內銷企業集中的地方，受外部經濟不景氣影響較小，企業開始積極嘗試通過與政府大項目合作，爭取分得一杯羹。還有一些民間投資主體，由于對市場信心不足或等待政策出臺，如“營轉增”改革，處于“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持幣觀望狀態。盡管中央財政一再通過家電下鄉補貼、節能家電補貼等各種直接財政支出和結構性減稅的方式刺激消費，但是受消費環境、消費動力和消費能力制約，城鄉居民消費總量和質量仍有待提振。
二、“亂”不得：平衡中的藝術
對經濟面作出積極反應無可厚非，但切不可亂了陣腳。宏觀調控本來存在滯后期和一些內在矛盾，再加上國內宏觀經濟調控的體制基礎尚不完善，最終宏觀經濟調控效果會打折扣。因此，要在評估宏調效果的基礎上再做政策調整，切忌亂中出錯。
（一）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
在中國實行財政分權體制后，盡管近些年地方財政自主性不斷增強，但是總體而言地方稅和財政的自由度仍然有限。很多支出責任履行或公共項目建設是
“中央點菜、地方買單”，或者中央和地方共同解決。為了全局目標，中央政府會制定和實施全局性政策。但是，在現有體制下，地方政府出于局部利益考慮，主要政策導向是抓經濟發展。因此，一直以來兩種不同的政策目標導向決定了中央和地方博弈的必然性。
為了控房價和管理通脹預期，中央政府不惜動用非經濟調控手段。不過，對一些靠“土地財政”帶來財力進而盤活經濟的地方而言，房價下跌意味著財力增長不可持續，手中可支配財力變少，不得不繞開中央政策制定“土政策”。因此，過分集中與過度分權都不利于調動兩個積極性，需要在經濟起伏時期選擇時機加快改革。
（二）“無為而治”與“無所作為”
一直以來，中國是“大政府、小市場”，一定程度上講中國的市場經濟是靠政府推出來的。因此，政府必須改變主導市場的做法，逐步向“政府搭臺”讓“市場唱戲”過渡。在市場規律能夠起作用的領域，政府應該“退避三舍”，讓市場“唱主角”，政府主要為市場創造良好競爭環境，促進民間投資和消費，實現“無為而治”。當經濟下行壓力增大，但沒有出現明顯“硬著陸”風險時，政府不應直接參與市場競爭，而應優化市場競爭環境，糾正市場失靈。但“無為而治”不是要政府“無所作為”，而是要政府通過打擊非法、違法市場行為規范市場競爭秩序，促進市場公平競爭。同時，通過破除壟斷、理順收入分配關系等改革為民間投資和消費提供寬松的便利環境。平衡“無為而治”與“無所作為”一直是一個難題，即使在市場機制最完善的美國，也出現了“一放就亂”的金融監管，最終導致全球金融危機。市場機制和政府調控的力量對比沒有絕對的“黃金分割點”，需要在實踐中不斷總結，這也是一門體現智慧的絕高藝術。
三、“穩”定力：正確認識和冷靜應對經濟下行壓力
我們應以正確認識經濟下行合理性為前提，在出臺短期政策措施時，更應該鞏固和完善宏觀調控政策窗口的制度基礎。因此，應該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不能忽視地方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突出作用。中央政府具備全局性和宏觀理性，而地方政府具備局部性和微觀理性，不能簡單批判地方非理性膨脹。尤其是，不能破壞市場機制，損害民間積極性。
（一）正確認識經濟下行客觀必然性，提高經濟下滑容忍度
目前和今后較長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將面臨較為復雜的國內外環境。歐債危機仍未得到有效解決，一些發達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依然沒有從國際金融危機中徹底復蘇，國際地緣政治風險猶在，國際大宗商品市場頻現劇烈波動，市場信心不振，消費動力和實力不足，出口環境惡化，外需低迷導致出口不利。不斷惡化的國際貿易和投資環境均給中國經濟帶來沉重壓力。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中國實施了一系列改革，同時還相應地進行了一些宏觀調控。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實施了一些資源、價格、收入分配領域改革，雖然有一些成果是自然回歸使然，但客觀上造成國內資源成本、能源和勞動力成本變大，企業經營成本壓力加大，同時還伴隨流動性緊縮“緊箍咒”，企業經營變得愈加困難。還有長期沒有解決的生產要素自由流動不暢問題，尤其在民營中小企業和壟斷大型企業之間流動不斷減少，導致勞動生產率降低。
“內、外”、“主動、被動”和“規模、結構”等多種“雙重”壓力導致中國經濟下行壓力變大，經濟下行趨勢具有必然性。
（二）合理分權，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新中國成立后，歷次重大改革都是圍繞財政體制展開的。在財政改革中，要處理的一個重要關系就是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如果能妥善處理兩者利益關系，就能有效激發地方積極性，對中國經濟健康發展是非常有利的。提高地方自主性的前提是科學合理地界定中央和地方事權、分配中央和省以下政府職能。對支出責任劃分，一方面，必須考慮事權受益范圍大小，如果應該由中央統籌的，就應該嚴格限定在中央級次；如果受益范圍是區域性的，就應該由省以下負責。另一方面，必須考慮信息成本問題。除了一些可以共享的信息外，基層收集和處理比較容易的，就應該由地方主要負責、中央統籌；而對信息收集成本較低，比如養老保險，就應該由中央全面負責。
（三）轉變政府職能，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
通過不斷深化市場取向改革，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不斷凸顯。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領域的“越位”、“缺位”和“錯位”。在經濟下行壓力下，政府可以適度干預市場，然而卻不應越過市場邊界。應通過不斷深化改革，科學界定政府職能，通過法制化手段規范政府與市場關系，逐步轉變為服務型政府。一方面，政府應致力于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逐步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為宏觀調控打下基礎；另一方面，政府干預手段應從過去以計劃和行政手段為主轉向以經濟和法律手段為主。在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的特殊時期，不斷提高政府服務效率有利于改善市場競爭秩序、深化市場化改革。同時，應加大政府投入，尤其是加大農田水利設施、城市基礎設施、節能減排、保障房和民生工程投入力度，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和服務。
（四）理順體制機制，最大限度地調動民間積極性
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央及時啟動“四萬億”投資計劃，對防止經濟下跌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一些民間資本在大項目建設過程中“搭便車”獲得了難得的機遇并得到了較快發展，但是由于存在資本和勞動力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民間投資利潤率不高，甚至可能低于借貸利率，民間投資積極性不高。
因此，應減少政府直接參與市場競爭的行為。要避免政府與民爭利，必須為民間資本掃清體制機制障礙。首先，要分類實行產權制度改革。對需要保護的國有自然資源所有權，一定要通過法律制度予以確權；對可以放開的自然資源產權束中的其他產權，也應向民間放開。其次，要建立和完善金融機構破產制度。由于有地方政府信用擔保，更確切地講，按照歷史慣例，會有中央政府兜底，一些金融機構“重公輕私、重大輕小”，主要通過給政府融資平臺和大企業借貸獲利，當出現清償風險時，總是出現“大而不能倒”。所以，如果不完善金融機構破產制度，大型公有金融機構因沒有破產之虞就會與民間資本展開不公平競爭。再次，要創新一些制度，打破壟斷、釋放民間積極性，比如理順國有企業利潤與全民分配關系、深化金融體系改革等。此外，調動民間積極性還應涵蓋提高民間消費能力，為此必須奠定一些制度基礎，比如應對以人口老齡化為主要特征的人口結構變化而必須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保護老齡社會消費的消費者權益保障體系、刺激消費增長的消費金融體系建設以及讓土地流轉增值的土地制度改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