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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房價不僅提高了生產經營的商務成本，也導致了“中國制造”正在不斷喪失價格競爭力。筆者以為，這或許正是中國出口在近期陷入陰霾的重要內在推力。
中國出口總值7月環比下降了1.8%，同比增長了1.0%；而1至7月累計出口增長了7.8%，與10%的增長目標還有一段距離。縱觀中國出口貿易的增長軌跡，除2009年金融危機時出現負增長外，其他年度增長率均在20%以上。比較今年和以往年份的中國出口貿易增長數據，嚴冬逼近的寒意十足。
中國當前的出口困境是否只是“歐債危機”時期的短暫“冬眠”，一旦世界經濟好轉，就會重回往昔歲月？對此，筆者沒這么樂觀。中國的對外貿易形勢實際上已在悄然發生變化，高速出口增長歲月可能一去不復返。阿迪達斯生產基地的轉移、加工貿易型外資的撤退，以及廣東和江浙大量代工企業的困境絕非僅僅是危機時的暫時現象，中國經營商務成本和勞工成本的上升才是根本原因。在商務成本和勞工成本大幅上漲的因素中，高房價扮演了重要角色。筆者認為，高房價是中國出口陷入低迷的重要推動力量之一。
中國房價在進入新世紀以來經歷了高速增長，尤其以大城市和東南部沿海城市為甚。增長階段以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為界可分三個時期，金融危機之前的房價態勢基本是穩步加速增長；金融危機時期房價有所回落；但危機之后出現了一輪短期的大反彈，之后較為穩定。價格上，全國平均房價水平從2000年開始至今，大致上漲了2.5倍，局部大城市和東南部沿海城市上漲幅度甚至達到了5倍以上。
不論高位的房價是否合理以及是否對經濟增長有利，其對于出口貿易的負面影響和沖擊是毋庸置疑的。影響渠道大致有增加了勞工成本、提高了生產和營銷等商務成本、導致出口競爭力下降三個方面。
房價的不斷提高會增加以貨幣表示的產值，導致貨幣供應量增加，當實體經濟不能消耗這些貨幣供應時，就很容易引起通脹和物價上漲，結果會進一步提高勞工成本和商務成本。在人民幣匯率較為穩定的情形下，通脹的結果等同于貨幣升值，從而導致出口競爭力下降。從國內分地區的出口貿易形勢看，東南部沿海地區的出口增速緩慢，但中西部地區的出口增長迅速。觀察那些出口增長快速的省份，房價普遍較低，如重慶、河南和廣西等。這說明，高房價確實是影響出口的重要因素。
近年沿海地區出現的外出務工人員“返鄉潮”和“用工荒”對立，并伴隨工資上漲的局面，看似矛盾和無法理解，但實際上反映的是：一方面，出口型企業在原有的訂單下，利潤微薄，可以承受的工資上漲幅度有限；另一方面，房價和通脹引起務工人員生活成本急劇上漲，為了維持基本生活和必要的支出，他們可接受的工資已超過了企業維持出口訂單可以承受的工資水平。進而出現了雖然工資上漲，但仍然擋不住勞務人員返鄉的步伐。
對于目前的出口貿易形勢，不少觀點認為是貿易轉型和質量升級的結果，是有益于經濟增長的好事。這樣的判斷有一些道理，中國加工貿易確實存在附加值低、環境污染等問題，轉型是必然。但按照經濟發展的規律，這種轉型應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是隨著經濟增長，人們對于生活質量和水平的要求增加，進而工資提高，并逐步淘汰加工貿易和低附加值的產品貿易。但目前的情形是，工資的提高并沒有增加生活質量，也不是因為人們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而引起上漲，而是因為高房價引起真實生活成本提高的結果，這種上漲不僅會引起出口下滑，也會帶來失業的增加。所以，這種轉型并不是健康的過渡和發展，而是“拔苗助長”式的逼迫。另外，高房價帶來的商務成本和勞工工資上漲，同樣會侵蝕一般貿易的發展。
當前中國出口貿易的下滑，直接動因是“歐債危機”；這種調整從長遠來看，也可能符合貿易轉型和升級的需要。但即便如此，高房價對于出口貿易的不良影響必須要充分認識并采取相關措施，不能任其發展，否則當其成為出口主要阻力時，為時晚矣。
首先，房價和出口之間的關聯目前還沒有被充分重視，但兩者之間的聯系是顯而易見的，理該充分認識高房價對于出口貿易的不利影響及傳導機制的重要性。
其次，穩定房價，抑制地產泡沫的滋生和蔓延。過高的房價不僅影響民生穩定和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也會引導資源錯誤的配置，擠占實體制造業的發展空間，還會成為出口的阻礙。政策上采取相關措施，穩定房價，促進房價向合理區間的回歸是保證經濟健康發展以及維持“中國制造”競爭力的需要。
最后，在警惕加工貿易受到高房價負面沖擊的同時，更要注意避免一般貿易遭受高房價的影響。勞工成本的增加是經濟增長的結果和必然趨勢，是難以改變的；但商務成本的下降仍有空間，因此，盡可能地采取措施降低商務成本，是當下為“中國制造”爭取更多空間的可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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