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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審批再瘦身無疑是對數年來“政府職能轉型”的忠實踐諾,也唯有超越“審批”的路徑依賴,安置好依附于“審批”的利益人群,此一浪潮才可繼續深化
8月22日,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決定,在以往工作基礎上,再取消和調整314項部門行政審批項目,重點對投資領域、社會事業和非行政許可審批項目,特別是涉及實體經濟、小微企業發展、民間投資等方面的審批項目進行了清理。至此,國務院十年來分六批共取消和調整2497項行政審批項目,占原有總數的69.3%。會議還批準廣東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試。(8月23日《新華每日電訊》)
行政審批“再瘦身”,自2001年相關改革啟動以來,類似舉動輪番出現,且力度與深度持續強化。隨著市場充分發育,隨著社會建設提速,“行政規束力”適時、適當退出,可謂大勢所趨。而在新一輪的部署中,核心理念就是,“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的,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的,政府都要退出。”此一態度,徹底且堅決。
時代越是發展,錯綜復雜的“審批”,越是成為效率的阻礙。追根溯源,“行政審批制”所隱含的邏輯無非有二:其一,官方機構全知全能,能做出超越公眾智識的決策；其二,民間的、商業的勢力需要警惕,乃至非事前審查、篩選而難以心安。倘若將視角回拉,在歷史的某個節點,人力、實物、機會等,多數集中于官方層面,彼時各式各樣的行政審批至少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可以說,“行政審批制”曾經是個有針對性的設計。當市場理性尚未健全,當民間智識發育不彰,加之資源因稀缺而不得不集中使用,“行政審批”似乎是避免浪費、低效的最直接手段。然而時間流變,當市場經濟在中國發展數十年之后,種種適用過去語境的“審批項目”,已經明顯滯后。不僅疲態盡顯,且本身已成為影響效率的因素,非清理而無法適應現實需要。
民智、市場一同演進,民間社會自我組織、自我決斷、自我治理的能力,伴隨商業領域“經濟人”思維和優勝劣汰規則的確立,一套區別于傳統的“秩序格局”事實上已經確立。與“無形之手”、民間自治等“替代品”相比,前置式的行政審批,因其代價之大、成本之高、效率之低,很多已經失去了繼續留存的正當性。在一個成熟的市場和社會內,龐雜的行政審批項目,只會令公眾、企業等感受到深深的不信任,與備受掣肘的不自在。
“再取消和調整314項部門行政審批項目”,無疑是對數年來“政府職能轉型”的忠實踐諾。也唯有超越“審批”的路徑依賴,安置好依附于“審批”的利益人群,此一浪潮才可繼續深化。其實,發力于此的“深化”何嘗不是一種必須:在一個物質充盈、市場崛起、社會發育的時代,仍舊抱守著“收縮保守”“提防市場”“掌控一切”的大家長心態,早已經不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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