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銀行信貸增長只有5400多億元，比市場預期的8000億元相差很遠。兩次降息不僅降低了企業融資成本，而且表明央行貨幣政策有可能出現逆轉，因此政策效應將使7月銀行信貸出現較大幅度增長，但實際上7月銀行信貸遠遜于市場預期。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
首先，從當前銀行信貸增長的情況看，盡管7月銀行信貸增長只有5400多億元，但這并非企業對銀行信貸需求疲軟，而是當前金融市場融資方式、融資工具及銀行信貸行為發生較大變化。2003年以前銀行信貸在整個社會融資中的比重達90%以上，而2011年下降到58%。今年上半年情況也是如此，社會融資總額達7.8萬億元，銀行信貸比重只有60%左右。7月社會融資總額達1.02萬億元，銀行信貸所占比重只有53%，7月企業債發行達4000億元以上。也就是說，企業融資可通過更多融資渠道解決，直接融資渠道既可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也可降低銀行風險，并減弱央行動用貨幣政策的工具頻率。由于融資工具多元化，當企業擁有更多融資選擇時，銀行信貸需求減少是正常的事情。
其次，銀行行為方式的變化將影響信貸增長季度分配。2009年央行對銀行信貸實行規模放開而利率管制。在這種情況下，國內銀行競爭只是信貸規模大小的競爭，哪家銀行信貸規模大，哪家銀行的競爭力就強。按照當時的利潤結算方式，貸款誰先放出誰得利。所以早放貸、先放貸、大量放貸，就成了當時銀行工作人員獲得高額獎金的主要行為模式。隨著2010年銀行基準利率上升及信貸規模管制收緊，銀行行為方式發生了變化。
在“貸款利率實行下限管理”的條件下，當信貸規模管制不嚴重時，國內銀行為了爭取更大規模，寧可把利率向下浮動，這種利率向下浮動是當時銀行信貸的主流行為。2010年開始，這種行為就開始發生較大變化，2012年銀行貸款利率較基準利率上浮成為主流行為。
在信貸規模嚴重管制、商業銀行貸款利率普遍上浮成為銀行主流模式之后，銀行貸款季節性分配方式也發生較大變化，由傳統的信貸分配時間（3：3：2：2）改為完全由商業在既定的信貸規模下自主選擇。銀行貸款放出時間不在于早，而在于利率定價水平與風險控制水平。在借款人同一風險的情況下，利率越高越好；在同一利率的情況下，信貸風險越低越好。在這種情況下，央行下調利率兩次，看上去對市場影響不小，對借款人融資成本下降有幫助，但央行兩次下調一年期貸款利率共50基點，銀行利率只要上浮10%就足以彌補損失。央行利率下調表面上存在，但實際上企業是無法分享到降息的好處。因為在信貸嚴格管制下，相對于借款人來說，銀行是強勢一方。
更重要的是，這兩次央行降息是不對稱減息。這種不對稱減息不僅在于存貸款利率降息不對稱，以及存貸款不同期限利率降息不對稱，而且還第一次打開了存款利率上浮區間。央行這樣做，一則是通過政策直接縮小銀行存貸款利差；二是開啟國內銀行利率市場化重要一步；三是以此來改變國內商業銀行的競爭行為。可以說，由于利差縮小，銀行更有把貸款利率向上浮動的沖動。在這種情況下，央行兩次下調利率，有可能被銀行行為方式的變化所抵消。
隨著國內房地產泡沫逐漸擠出、經濟增長速度下行，銀行對貸款風險定價意識會進一步強化。不僅銀行進入住房市場的信貸資金會減少，而且對房地產相關行業的信貸審查會更嚴格。當前許多銀行手上不是沒有可貸信貸資金，而是考慮將資金流向風險更低、收益更好的企業或行業。在這種情況下，信貸規模的控制也是必然。
第三，上半年GDP增速下行，很大程度上是與廣東、浙江、上海及北京的GDP增長沒有“破8”有關。這四個省市GDP增速下行的主要原因，一是房地產泡沫擠出，使得投資增長下降，價格水平下移，并導致相關產業產能過剩。二是對于廣東與浙江來說，國際經濟形勢惡化導致外需減少，從而使得工業增長由前十年的高速增長（廣東2001-2011年年均增長18.8%）變為嚴重下滑。三是以出口為主導的經濟向內需主導的經濟增長轉型，同樣是一個漫長過程。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大量資金涌入房地產市場，那么將吹大新的房地產泡沫，這是政府不愿看到的情況。住房有巨大的信貸需求，但銀行不敢放貸款。早些時候貨幣政策稍微走向寬松卻導致房地產價格反彈，房地產市場預期又有所改變，房地產宏觀調控也面臨戛然而止的風險。對于經濟轉型，對于國際經濟疲軟導致外需嚴重下降，想通過信貸需求擴張刺激同樣是不可行的。
正是在上述背景條件下，央行兩次降息并沒有啟動國內銀行信貸的快速增長。還應看到，當前中國經濟下行無法通過信貸寬松來激勵，否則又會走上房地產泡沫的老路。